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国家在法律制度和发展纲领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提供了更为具体和全面的支持,妇女在社会上的发展空间不断获得扩展。与此同时,“妇女回家论”反复出现,并在80年代、90年代和2001年形成三次高潮。对“妇女回家”的讨论,逐渐突破学术领域向社会领域扩散,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前进/后退”、“解放/压制”等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出发来研究“妇女回家”、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缺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起来的综合探求,对中国妇女解放中出现的“回家”、“离家”与民族国家的建构之间的更为本质的关联性认识不足。对“妇女回家论”的分析,涉及到对中国妇女解放的评价,关系到对中国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关系的界定,是当前中国学界亟待研究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会影响当代及以后的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影响两性关系的建构,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还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建构与中国现代性的实现。　　 本文运用社会思想史的方法,采用社会性别与民族国家交叉的理论框架,以妇女的“离家”与“回家”为切入点,对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存在互相建构的共生关系。妇女的“离家”与“回家”是与不同政治群体建构不同模式的现代民族国家高度相关的,妇女始终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性力量存在的。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推进妇女解放的深度及广度,使得妇女不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在20世纪末期开始了真正的“自我”独立。所以,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各为彼此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平台。对于当前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妇女解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样是互构的关系,现代中国女性的解放事业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制度支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样需要现代中国女性的智慧与力量。　　 本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第一章是对研究的基本界定,包括概念界定、研究意义、研究资料、研究方法与视角。第二章是研究综述,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领域划分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对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的研究进行了概括分析。第三章分析了妇女、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内部关系。清末,中西方的国家比较引发了对国民个体的比较。在国家有机体论的影响下,女性个体的重要性被凸现出来。因此,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浮出历史的表面。　　 第二部分是分析与论证的核心部分。基于上述的界定与分析,本文根据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发展进程,划分出清末民初、社会主义初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三大历史阶段,每一阶段作为一章,即第四、五、六章。探讨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女性“离家”、“回家”的具体互动。　　 第四章是“民族国家”的发现与女子“离家”。中西比较中,“民族国家”被发现是中国重建国家的有效途径。“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朝代国家”的解构,由于“女性—家庭”与“清王朝”的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女性从“家族”制度中“解救”出来成为建构民族国家的第一步。“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政治群体那里,获得了不同的建构方式。女子的“离家”与“回家”,是内嵌于各种民族国家模式的。清末政府为巩固和延续其统治地位实行新政,试图以“中体西用”的模式整合中西文化,从而改良清政府使其具备现代品质。清末政府坚守中国传统的文化核心,其女子政策主要是放足和将女子教育纳入正式的国民教育体系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试图通过维新变法,建立“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这是借鉴英国的民族国家模式而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样板的一种现代化努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借鉴的主要是法美的民族国家模式。民族国家是以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理念作为精神基础的,强调个体的权利、自由与充分发展。据此,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提出了女子解放的观念。维新派的女子政策主要是“禁缠足”与办女学。革命派认为女子作为“女国民”,应该具有与男子一样的政治社会权利。袁世凯时期的军绅政府,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是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民族国家模式,他们都是借助于军事威权来推进现代化的。袁世凯主张以儒家思想来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形成统一的国家秩序,他的女子政策是宣扬传统的贞节观,取缔妇女团体和妇女运动,强调女子与家庭的联系。蒋介石认同中国传统的文化制度尤其是儒家伦理,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支持赞同法西斯主义。传统、专制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导致他的女子政策是宣扬女子对于家庭的责任,强调女子遵守传统伦理道德的义务,并出台政策支持妇女回家。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是通过农民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女工农妇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把妇女从封建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会权利,既是进行家庭革命、破除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也是妇女实现经济和人格上独立的需要。　　 总之,20世纪上半叶,在不同政治团体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试验中,女子都以“离家”或“回家”的方式与民族国家发生了关系。总体而言,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妇女的解放进程也不断获得推进:女子解放的范围不断扩大,从清末民初的少部分的知识女子扩展到五四以后女工农妇等广大的普通女子;女子走出家庭,从求学、就业最后发展到参政、参与社会革命,根据地妇女甚至获得了与男子同样的各项社会权利。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加重,女子解放与民族解放勾连在一起,女子“离家”才能获得解放成为社会共识。　　 第五章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妇女“社会人”。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模式在中国的确立。中国社会的涣散无序,使得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重组社会的任务。毛泽东主张以“组织起来"的方式实现社会整合。国家在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赋予妇女社会权利的基础上,以“组织起来”的方式把妇女纳入国家体系内。妇女作为生产者、革命运动的生力军和社会治理的主要媒介,是新生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巩固政权、实现社会高度整合的最坚定的力量。在国家主义的背景下,妇女获得了与男权对抗的合法性,公共权力对私领域的全面渗透使得女性在公私领域的地位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妇女成为“社会人”。这一时期,妇女解放以“离家”为表征,以“生产劳动”为标准,以“同一平等”为理据,妇女表现出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妇女解放,是一种高度一元化的模式。中国妇女在实现“社会解放”的同时,又陷入新的异化机制。　　 第六章是转型中国与现代女性。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拨乱反正,反思文革,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也是中国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过程。开放、民主的社会环境,给个体提供了全面发展的平台。妇女的能力得到全面承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行动计划推进了中国妇女的“职业化”。同时,妇女的性别气质也得到了关注,妇女在家庭建设中的作用被挖掘出来。妇女作为一个人又作为女人,在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得到了确认。这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女性在社会变革中大显身手,在社会领域的发展空间日趋扩大;另一方面,“贤妻良母”和“培育合格接班人”的神圣使命强化了妇女与家庭的关系。随着改革的推进,就业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一些人提出让“妇女回家”的方案。80年代、90年代和2001年出现了三次“妇女回家”的大讨论。在“妇女回家”的讨论中,存在不同的话语类型,学界话语、政府话语、组织话语和个体话语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表达了意见。不同代群的女性对于是否应该回归家庭的问题的回答则有所不同。这既体现出了不同历史背景和民族国家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对于性别、劳动、解放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体认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更表明了现代中国女性具有的多元选择的权利。80年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解构了以“离家”为表征、以“工作”为标准的解放,强调以“差异平等”为理据,强调女性的协调发展、自主发展,女性与国家表现为“对立统一”的关系。　　 第三部分是结语部分,为第七章。本文认为中国妇女解放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一种结构性的共生关系,二者互为彼此的建构性力量与资源。妇女始终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性力量存在的,而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推进妇女解放的进程。而且,现代中国女性的解放事业仍然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支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样需要现代中国女性的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