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源自于农业文明的乡土性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呈现出怎样的流变过程?文章以一个外出务工型村庄为调查对象,采用实地调查的定性研究方式,运用社会转型论和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角,阐述乡土性在村民城乡流动中的流变过程。认为乡土性的核心内涵是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乡土性的外延非常广泛,侧重于从家意识、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村落权威、岁时节庆和人生礼仪等六个方面来分析。　　 以村民大规模外出务工为时间转折点。在没有外出务工之前,农民是从“土”上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人生半径局限在“乡”的范围内,是“凝固的土”和“封闭的乡”,原生态的乡土性正源自于此。在家意识上,是伸缩自如的家。横向层面上可以由家庭延伸到房,由房延伸到村落,由村落延伸到更大的范围。纵向层面上,由祖宗(父母)延伸到自己,由自己延伸到子孙。自己往往只是这个纵向上长长序列中的一环,是一个过渡环节,是客体;在人际关系上,是男性主导的差序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庭本位主义,以男性的血缘关系为维度展开,强调的是男系一支的家族关系;在社会秩序上,是乡规民约与力治的结合,乡规民约的组成主体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礼”,只是“礼”不再具有杀人性质。力治就是靠“拳头”治理,是村庄中存在的“欺负人”与“被人欺负”现象。在村落权威上,是长老与村干部并存。此阶段的乡土性可称为接近于“原生态的乡土性”,只是由于国家政权触角向基层的延伸,突出了村干部的权威。“凝固的土”和“封闭的乡”是过于刚性的制度和基本缺位的市场共同促成的。从漫长封建年代的重农政策到改革开放前的限制人口流动制度,都把农民死死地束缚在土上,限制在乡内,个体的能动性处于被压制状态,个体和社会之间形成一种不平等的非自愿秩序结构,是恶性互构下的机械静止型状态,市场的缺位导致村民发展机会的迷失。　　 村民外出务工后,由农村来到了城市,但是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在城市内部存在流动的象征边界,务工村民与城市市民在身体、工作、居住、交往、婚姻等诸多方面存在象征符号边界。为了在城市里更好地生存、生活和发展下去,务工村民把乡土性有选择地移植进城市社会中。在家意识上,根据务工村民家庭成员是否常年生活在一起,把家分为“现实中的家”、“分离中的家”和“记忆中的家”,其中“分离中的家”占据大多数,但这种离散化的家庭是“形散而神不散”,仍然呈现出整体上的稳定性,是分散中的弥合;在寻找工作、化解风险和人际交往上,把血缘、地缘关系借用到城市社会,出现职业特征的地缘化;务工村民在城市社会中,依然延续着农村的岁时节庆,包括春节和清明节:在城乡奔走中,坚守乡土社会的人生礼仪,包括生育、结婚、丧葬等,以获得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归属感。务工村民把乡土性移植进城市社会,是自我身份认同模糊的表现,务工村民的身份纬度和职业纬度出现了分离,是“第三种人”。这是不完善制度下的被动型自我封闭保护,他们在城市社会面临制度型排斥,同时,由于在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和职业积累等方面均不占据优势,集中于在次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流动的象征边界是制度与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虽然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但是村民通过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是挣脱了土的束缚与乡的限制,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不再是“凝固的土”与“封闭的乡”,原生态乡土性不可避免地走向消解。在家意识上,是缩小的家。从横向层面上看,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家庭增多,房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村落作为共同体的观念也急剧淡化。在祖宗、自己和子孙的纵向层面上,自己作为主体的色彩大为增强,作为客体的观念在淡化,更加重视今生的奋斗与成就,是缩小的家;在人际关系上,由男性血缘关系的“亲”变成“亲”、“情”、“利”三者并存的局面,利益正在占据上风,成为差序格局的主导维度,突出的表现是姻缘关系日渐重要,业缘关系得到发展;在社会秩序上,是法治、能人治理、乡规民约甚至力治并存在的混杂状态,是旧风俗与新观念并存的格局:在村落权威上,是钱与权的齐头并进,突出了财富与权力的分层指标。村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挣脱土的束缚与乡的限制,是制度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对过于刚性的制度进行改革,个体的能动性逐渐突出,个人与社会进入初级良性互构,务工村民在城乡之间钟摆型流动,市场体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务工村民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改变了同土与乡的关系,原生态的乡土性出现消解。但是,改革是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在制度不健全与市场不完善的合力作用下,乡土性的有些方面出现过度消解,表现在家庭不稳定性因素增加、老人权威丧失与孝道衰落、诚信互助精神的深度滑坡、破坏环境的初级发展等方面。　　 随着“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真正贯彻落实,政府继续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变革,走向理想中的刚柔相济制度,同时,在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带动下,建设一个充分、完善、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在刚柔相济制度和充分完善市场的体制下,个体的能动性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是全面发展的个体,个体与社会进入真正良性的互构谐变阶段,在这种理想状态中,乡土性面临着深刻的重构,原有的“破坏有余”和“重建不够”的状况得以改善。乡土性的重构包括两个方面:改造与建设。改造乡土性中不利于现代化的不合理之处,以适应现代需要;建设乡土性中有积极价值但在不完善制度和市场机制中被过度消解的东西,以促进社会和谐。在改造乡土性中,论述了两个方面,分别是差序格局与礼治思想。在差序格局与市场经济中,二者存在深刻的张力,是一种双向消解的二元关系:差序格局在阻碍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在瓦解着差序格局的存在基础,要用市场经济的公平、平等去瓦解差序格局的特殊、等级;在礼治与依法治国中,要对礼治进行合理的扬弃:抛弃礼治思想中的特权和人治观念,创造性地利用和转化礼治思维中可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分:在建设乡土性中,论述了四个方面,分别是永远的家,尊老敬老,诚信为本、助人为乐和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观。在乡土性的重构中,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　　 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在村民大规模外出务工的实践中,乡土性正经历着深刻的流变,不断地走向移植、消解、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文章包含着两层努力,两个对话。第一层努力是论证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乡土性由静止型的原生态走向变迁中的乡土性,理论对话的目标是费孝通教授的静止型原生态乡土性。第二层努力是论证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在村民外出务工的过程中,乡土性正在不断地经历移植、消解、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理论对话的目标是“传统一现代”的分析视角。“传统—现代”是一种直线单向式的分析思维,认为村民在外出务工过程中,不断地由传统一端向现代一端转移,即传统性的减少与现代性的增加,二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认为,在制度和市场的双维作用下,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持续的、动态的、复杂的、迂回的、胶着的。村民同土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从直接收益走向间接收益,再走向彻底脱离,村民同乡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单向的从经济层面脱离走向行政层面脱离,再走向社会层面脱离,村民同土、乡关系变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乡土性的流变不是“传统—现代”模式的直线单向式,而是不断地经历移植、消解、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