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小说创作对中国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20世纪40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到80年代以成一、李锐、柯云路等为代表的“晋军”群体，再到以张平为代表的“晋军后”的创作，不能说他们是中国文坛的奇花异草，但他们确实在山西这块深厚的黄土地上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而李锐就是这独特中的另一个。上世纪70年代，李锐以一个知青的身份开始创作，结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80年代使他产生全国影响的系列小说《厚土》问世。同样是表现吕梁山的生活，前者侧重写吕梁山民对新生活的憧憬与追求，所以创作上的不成熟是显而易见的；而后者则执著于对生命存在状态的揭示，那沉重、黯然无色的生活，愚昧、消极、自生自灭的状态让读者心灵战栗。《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以及《银城故事》中，李锐继续揭示历史进程中生命存在的困境与悲情。直到他的“农具”系列小说，作者还是试图通过“农具”的异化来继续他对“人”，对“生命”的关注。本文分三部分探讨了李锐对困境的表达与关注。 ⑴李锐在小说中以其独特的个性和自我的文学方式传达着他对生命的生存状态即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走进李锐的小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管是有权力的“队长”、有理想的革命者，还是处于底层的普普通通的民众，总之都在人生的困境中挣扎。所以只有表现苦难，展现人们的生存困境，才能引发人们的追问与思考。 ⑵历史是人物生存的空间，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客观存在。古往今来，人总是在历史的操纵下生活，人们或激情高涨或悲哀沮丧，这些都无不受历史影响。面对历史，作家李锐不是评判它的对与错，他更关注的是历史进程中，芸芸众生何以会走到万劫不复的悲剧境地。究其原因，既和黄土地上落后的历史沉淀有关，又有非理性革命对人性的摧残，同时还有现代化进程中所造成的农民精神世界的荒芜。 ⑶无论是历史的困境还是生存的困境，人都是这困境中的“主体”。对于李锐这样一个严肃自觉的作家来讲，在关注“人”，思考“人”的困境之时，就必然要关注语言。把语言上升为“主体”，以“语言的自觉”来建立“汉语的主体性”。并且在叙述方法上进行不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