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社会学家、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与政治科学家的几个世纪的争论,对于民主的可欲性,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正如丘吉尔所言:“民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制度。”在这里,本文将对民主的可欲性给出一个新的解释。社会科学家这种对于政治民主化的超乎寻常的兴趣,也许这一方面是源自亚里士多德已降的传统,他两千年前就提出,人是政治动物;可能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政治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外表光鲜,实际上却鲜有能够经得起大历史验证的理论成果。此前,对人们选择民主化的原因的解释,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现代化理论(Lipset,1959,1960),该理论自上世纪50年代提出以来,曾一度被寄予厚望。而对于该理论的证实与证伪的论文,一度构成了政治科学界的主要文献。在这其中,构成了对于现代化理论致命威胁的是来自于普泽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 et al,2000,以下简称PACL)的一系列研究成果。PACL提醒我们,统计上的相关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因果联系。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可能源于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的因素。但是由于一些民主化以后的国家收入水平较高,从而避免了重新滑向非民主,因此从长时期看二者存在现代化理论家所坚称的正相关关系。事实上,目前现代化理论面临的更大问题,可能还在于,虽然有众多的经验研究的支持,但是作为其中的可能是最为重要一环的因果机制“事实上,依然是个黑盒子”(Rueschemeyer et al ,1992)。而众所周知,缺乏理论机制支持的统计相关性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洞见。因此以下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为什么大规模的民主化进程直至18到19世纪才成为现实,尽管关于民主的理论基础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可谓完善。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此时民主对于人们来说具有了现实中的吸引力。本文认为这是行为人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的最优选择,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杜鲁门(Truman,1958)提出的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行为人身份的交叉重合,它使得人们在今天做出选择时,将不得不关照未来的利益,因为在将来,自己有可能成为此项政策的获益者,也可能是受害者。因此,本文认为人们选择民主就像在“霍布斯丛林”的状态中选择国家这种组织方式一样,同样是一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使用代理变量用以表示行为人身份的交叉重合以后,我们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文可以作为现代化理论文献的一部分,并且是为其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机制,而该理论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种内在机制,长期以来为人们所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