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主题在近代发生了认识论转向,即哲学研究的对象从古希腊的自然本体和中世纪的上帝本体转向了人自身的主体,并演绎出围绕“自我”而展开的蔚为壮观的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它发端于笛卡尔的“我思”,最终完成于德国古典哲学。于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自我意识”不仅是主体性形而上学建构所依据的“基础要素”,而且其自身的“内容”也存在着由主观到主客统一、由先验到绝对、由人性向“神性”不断发展的形上演进逻辑,揭示这一逻辑进程是本文研究的主旨。在近代唯理论哲学中,自我意识以普遍性观念的方式存在于主体之中。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奠定了西方近代以来建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主基调并在唯理论哲学中确立起了围绕“我思”来打造形而上学的内在性原则,这个“内在性原则”围绕着如下三个问题展开:“我思”的内容是什么、“我思”与“我在”之间的关系以及“我思”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唯理论哲学也正是基于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推动了“我思”的主体性建构,其中笛卡尔将“我思”确定为具有思维属性的精神实体,斯宾诺莎完成了最高实体与主体“我思”属性之间的“一元化”,莱布尼茨则让作为单子的“我思”具有了创造和生成的自我能动性。然而,由于唯理论的哲学家们都是在经验立场考察“我思”的实体本性,这便让“我思”陷入了无法被经验实证的逻辑困境,因此“独断”是其无法逃脱的理论宿命。休谟的怀疑更是让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们试图围绕经验性的“我思”来建构形而上学的梦想破灭了,要想重建主体性形而上学,必须超越“我思”的经验性,由经验自我向先验自我的跃迁决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出场。康德率先从先验自我出发,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建构之旅。康德认为我们必须要对于主体自我的结构、功能、范围和界限进行充分的先验审查,方能让未来的形而上学建立在稳固的主体“地基”——先验自我之上,先验自我也成为康德未来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康德在其之上尝试了真、善、美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建构,同时也确立了“自我意识”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费希特秉承并彻底地发挥了康德开创的主体性道路,将康德的先验自我提升到主体之中纯粹的“绝对”,让绝对自我的先验设定活动成为一切知识的来源和最高根据,结果造成整个世界的主观化于绝对自我之中,也让形而上学在主体之中的建构走到了“绝境”,“绝境”意味着哲学转向即将来临;谢林从知识的本性出发,认为作为最高知识原理的“绝对”不可能只是主观,而与事物本身的客观内容无涉,于是便将费希特主体中的“绝对自我”引向了主、客观之上的“同一绝对”,“自我意识”不是最高的“绝对”,而是能够映射“绝对”内容于自身之中的主体之在,这便让主观的“自我意识”之中融入了“绝对”的客观内容,让“自我意识”客观化的形而上学建构终成可能;黑格尔继续沿着谢林确立的“主体客观化”方向,进一步将谢林的“同一绝对”的内容逻辑化为绝对理念、将谢林的“自我意识”发展为“绝对精神”,并用辩证法完成了绝对精神和绝对理念的辩证统一,最终建构起并完成了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之中,绝对精神就是绝对理念在人类自我意识之中的现实化,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史就是将绝对理念在人类精神中的自我实现的历史,而历史的终点就是自我意识与绝对理念的最高和最后和解,也宣告了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理性完成。如此看来,从康德的先验自我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呈现出不断发展、转向和跃迁的演进逻辑,德国古典哲学中自我意识发展的总体逻辑便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这个总体逻辑之中,“自我意识”的发展逻辑不仅决定着“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且也直接关乎到哲学思维方式由知性向理性的发展逻辑、真理观由外在符合论向内在符合论的发展逻辑、历史观由合目的性向合规律性的发展逻辑,也就是说,只有自我意识本身的逻辑发生了变革,这些逻辑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它们之间具有变革和演进的内在同构性。当然,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的发展逻辑是建立在理性的根基之上的,当黑格尔用思辨理性完成了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同时,也自然将理性本身推向了极致的巅峰,其结果只能面临着被消解和解构的命运,这也决定了自我意识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现代转向。叔本华以“意志”取代“理性”,完成了自我意识的意志化哲学建构;马克思用实践批判理性,让“认识自我”回归“实践自我”,从而让哲学的功能从解释世界转向改造世界;分析哲学更是用“语言——世界”的关系来消解“思维——世界”的关系,从而完成“语言”对自我意识的哲学解构,既然“自我意识”本身是不可说的,我们当然要对之保持沉默;当面临着“欧洲科学的危机”时,胡塞尔的现象学再次回到主体的先验自我之中,用意向性结构来消除传统哲学中自我意识的“理性本质”,为“现象”重新确立形上的根据。可以说,虽然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哲学都是以消解自我意识的“理性”为已任,但自我意识本身依旧是哲学研究的主战场,其从未淡出过任何现代哲学样态的主视域。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自我意识的形上演绎逻辑,不仅可以让我们深化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发展的逻辑,还可以为建构具有民族自我的中国当代形而上学提供可借鉴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