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teleology)就是事物的存在根据与事物运动、发展的关系。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古希腊自然目的论、中世纪神学目的论和康德的道德目的论。以自然作为事物存在的最终原因,在这样的最终因下揭示事物发展、运动的规律,即是自然目的论；以上帝作为事物存在的最终因,并将事物的发展、运动当作是上帝目的的体现,同时认为世间万物的目的也是向着上帝趋近,这样的目的论就是神学目的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首先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内在目的论,认为事物之间不只是互为手段的外在依赖关系,最重要的是事物作为生命有机体所表现出来的“有组织与自组织”的特性。但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是,康德并没有因此将自然生命意志化,把自然看作存在着自在目的,而是用以“合目的性”思想将自然目的作为一种设想,而这种设想不对自然起任何规定性作用,而是人用以反思自身的调节性运用。这样康德就将“目的”概念限定在了人的范畴,极大地体现了人的意志。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又经过一系列演绎,最终将他的目的论规定为质料上客观的内在合目的性。那么自然的最后目的就是人,而又通过对人身上体现的最后目的之追溯,逐步引出世界的终极目的,这就是道德法则为人类确立,通过自由而成为可能的“至善”。所以,康德的目的论即是由道德法则的目的所规定的道德目的论。康德构建道德目的论存在两个方面动因：形而上学的危机和山此而来的价值困境。形而上学的危机表现为本体论和目的论的衰落。而价值的困境表现为与形而上学危机相对的神学价值的崩塌和德、福冲突。所以康德为了重建形而上学,恢复人的价值,他沿着理论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路径发展出了他的道德目的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理性批判,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为实践理性留出了地盘。而且他首次提出了目的论思想,对自然科学所要达到的体系性要求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通过自由和道德法则的确立,提出了道德目的论中的两个重要内容,即人是目的和至善目的。到了《判断力批判》,康德详细阐释了他的目的论思想,并使用合目的性原理将自然与自由连结起来。通过对作为一个目的论系统的自然的最后目的的人身上体现的最后目的之追溯,实现了从自然目的论向道德目的论的过渡。道德目的论包括两方面重要内容：人是目的和至善目的。“人是目的”作为道德法则的三个公式之一体现了人的自由；在《判断力批判》中它又起到连结自然与自由的作用,将作为“本体的人”的主体性提升到至上的高度,彰显了人的价值。人作为自然与自由的双重存在,不仅追求德性而且还有追求幸福的需要,所以对德性与幸福二者统一的追求就构成了人的终极目的——至善目的。但至善目的在现实中的实现成为难题,康德为解决这一难题构建了道德神学。但道德神学在人类世界的存在只是作为保证至善目的实现的调节性运用,使至善目的作为人的终极目的现实地范导人类的行为。康德的道德哲学常常被批判为抽象的形式主义,脱离了现实生活。但康德抽象形式化的理论归根结底是为了排除道德之外的经验性因素,纯化道德。另一方面,康德的至善目的被批判为借由“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将至善的实现推向了彼岸,但这其中康德的用意更多在于通过将至善目的的实现交给道德神学,使至善目的做调节性运用,以范导人的行为。人在趋近至善目的的过程中,道德便会得到不断的完善。如果抛开康德的道德神学,至善目的的实现其实还可以从“现实的人”的生存方式这个角度来看。现实的人具备追求幸福和德性的两重本性,而对这两重本性统一的追求就可以成为实现至善的原始动力。最后,康德的道德目的论对于当代问题可以总结出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意义；二是对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意义；三是对协调人与人自身关系问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