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突发强烈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火灾、海啸、山崩等次生灾害给东京、横滨等地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消息传入中国后，各地报纸竞相报道。它们或刊载日本灾况与救灾的信息，或发表社论对震灾本身进行评述。不仅如此，相关问题还引起了舆论的深思与反省，主要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与科学等方面。中国社会各界通过新闻媒体这个“窗口”，得以了解到日本震灾的前前后后。　　官方在得悉日本地震消息后，或致电日本当局表示同情之意，或前往当地日本驻华领事馆当面慰问。此外还纷纷捐款捐物，并牵头发起各种日灾救济会，为日本震区募款筹物。在此期间，打着赈日的幌子敛财，北京政府议决开弛米禁、征收海关常关附加税，两项决议一经公布便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与抵制，最终不了了之。　　由于受外交关系、民族矛盾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此时民间各界抵日、排日情绪异常浓烈。即便如此，当关东地震的消息见报后，民间各界最终秉承救灾恤邻的理念，一致积极、热心地向日本灾区捐款、捐物、助医，彰显了中华民族理性、包容的道德情操与扶危济困的人道情怀。其中助医——中国红十字会派遣医护队亲赴地震灾区疗治伤病灾民，取得了良好的救护效果与社会声誉。　　一边是浓烈的排外情绪，一边是惨烈的受灾景象，中国人民没有因为尖锐的民族矛盾而放弃赈救行动，也没有因为赈救日灾而放弃合理的民族诉求。赈济日灾过程中，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