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更替的脚步总是那样急促而沉重,沿着应然不变的时间轨道,我们已经不自觉地与 21 世纪相拥了五个年头。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蝉蜕般的世纪转型,中国当代文学也在这个百年变换的漩涡中艰难地发展着。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和文学难以逃脱“边缘化”的历史遭际。但面对道德滑坡、价值失范的社会现实,一向关心国计民生的中国文学,无疑应该负起拯救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论文选取了具有“殉道精神”、成果显著的小说家——张炜作为研究的对象。 张炜是新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其小说创作思想丰富深邃,关涉到新时期文学和当代文化发展中诸多前沿课题,几部重要的当代文学史都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当下对张炜小说创作的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对于张炜小说创作思想的整体性、内在逻辑结构、文化意义、创作的潜在困境等方面研究尤显不足。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从思想史、文化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运用社会历史分析、文化批评、心理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张炜小说的创作理路和思想价值进行新的耙梳和探索。本文把张炜的小说作为一个具有完整发展过程和内在逻辑的思想整体,将其放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语境中,从思想的形成到内涵的扩展,从主题的纵向演变到外在文化的横向比较,从其先天的优越创作条件到无法回避的心理障碍,进行宏观把握与具体研究。 寻根探源历来是研究作家创作思想的重要方法和不可或缺的步骤,但当前对张炜小说创作“思想资源”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认为,张炜小说创作的“思想资源”多元而丰富:儒家文化的入世情怀与仁爱思想,道家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自为自在精神,鲁迅的启蒙观念与理性精神,俄国文学的道德理想与苦难意识,民间文化自由与奔放的人间情怀,及以“焦虑”、“绝望”为认知特征的现代西方哲学等等,都对张炜小说创作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总体而言,张炜小说创作的主导思想仍然偏向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怀旧”的姿态。“道德”成为张炜小说创作思想的支点和价值判断的标尺,也是一条贯穿始终的思想2线索(从早期的《一潭清水》到近期的《你在高原·西郊》)。在现实变革的狂飙中,张炜力主“道德理想主义”,构筑起“乌托邦”世界,倡导“文化保守主义”,表现出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固守”和对畸形工业文明的“拒斥”(代表作品如《怀念与追记》、《九月寓言》等),对价值理性的认同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并在后现代理论“建设性”的思想指向与传统文明之间,寻找重建人类社会理想的可能答案(表现作品有《外省书》),由此形成了张炜小说创作的两个基本思想结构模式:即传统农业文明与畸形工业文明的二元对立、传统文明与后现代思想之间和谐统一,前者蕴涵了张炜小说在思想情感、审美意识等方面的矛盾性,后者则寓意着张炜小说创作思想发展的某种趋向。正是由于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在历史发展与个体理想的关系中,在“入世”与“出世”、“拯救”与“堕落”等不同价值选择的张力之间,张炜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内在情感和精神文化的不断冲突,具体呈现为理想与现实、沉潜与飞升、追寻与守望、对道德主义认同与对技术主义背弃的矛盾。这种对人文精神的苦苦追寻使他在众生喧哗的时代浪潮中留下“孤独”的身影。把张炜小说放在世纪交替的文化视野和现代语境下,给予多层面、多角度的剖析,是重新认识张炜、探求其小说创作思想的有效途径。张炜的小说创作写出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表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他对“人”的尊重,对于人存在目的和意义的充分肯定,对个体价值的认同,以及对于终极关怀的积极探索等,表露出他的人本主义思想,彰显出其小说创作的哲学内核。通过心理分析,可以看出张炜小说创作理念的强盛带来了想象力的匮乏和艺术创造能力的不足(表现较为突出的作品有《丑行或浪漫》、《能不忆蜀葵》等),深远的童年记忆在张炜的小说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印记,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自我困扰的生活现实,使张炜小说创作出现了现实关照的盲点,后期小说创作在对社会生活本质的反映时出现浮泛的迹象;知青情结不仅是张炜小说“集体主义”、“理想主义”(表现的作品有《我的田园》等)等思想产生的心理基础,也成为阻碍他自我超越的关键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