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著名的台湾导演,杨德昌的知识体系同时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他承自西方电影体系尤其是意大利新浪潮电影和德国电影的拍摄手法和拍摄技巧,也为台湾电影界吹入一股新鲜空气。在电影主题的选择上,其间浸淫的对美的别样追求,对生命终极价值和意义的深沉思考,对人生角色的悲悯情怀,无不体现了其独特的深层悲剧意蕴。他总是以儒者的姿态注视着都市中的茕茕众生,带着悲悯的目光,试图用手中的摄像机穿透都市的迷雾,给从传统儒家文化乍然走向现代甚至是后现代文明晕头转向的人们指明一条出路,奈何这实在是人类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难题,于是我们在他的片中总是能不断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问观众,也是自问。即使没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他的努力他的思考仍旧被世人看在眼里,正如雅克·奥蒙所言:“影片本身当然不会改变世界,但它的功能是‘引起争论’,给予暗示,‘触动人心’。”杨德昌的电影,总能深切的触摸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带给我们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切和感同身受的体会。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参与感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导演,有人觉得杨德昌的作品尤其是早期录像带画质的一些作品不够“好看”,没有好莱坞电影的那种惊心动魄和激动人心的情节,但他坚持自己的思考方式,坚持用反讽的方式直刺核心,深刻的影响了一整代台湾电影人的成长。经典电影理论有两大源流:艺术电影和源于真实的电影,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巴赞和克拉考尔。而爱森斯坦和巴赞因为理论全面而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本文从电影文本分析入手,力图从宏观上表现杨德昌电影中穿插的哲学主题以及他对这两大电影源流的融会贯通。他一生只拍都市,他用真实书写艺术,他的都会既非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也许只有经过痛苦的融合过程,东西方文化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达到真正的融合。同时本文最终将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