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术前大肠癌患者疾病不确定感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疾病不确定感的管理提供依据；评价治疗性沟通系统在围手术期大肠癌患者疾病不确定感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取样法，选取2010年11月至2011年10月就诊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拟接受手术治疗的围手术期大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首先请患者于入院当天填写一般资料调查问卷、Mishel疾病不确定感量表、癌症患者信息选择问卷、状态焦虑问卷、多维度健康心理控制源量表，统计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疾病不确定感水平、信息需求情况、焦虑水平和健康控制源类型，并探讨影响大肠癌患者术前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对上述调查研究对象中愿意继续参加试验性研究的75名患者采用类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最终有68例患者（对照组35人、试验组33人)完成试验，对照组由病区护士给予常规护理加一般性沟通，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以治疗性沟通系统为管理框架的护理干预，于手术前一天、出院前一天分别请患者再次填写Mishel疾病不确定感量表、状态焦虑问卷。结果①142名大肠癌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平均得分为95.10±10.08，处于中等水平，疾病不确定感各维度条目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次为不可预测性、不明确性、信息缺乏性、复杂性；大肠癌患者信息需求得分为42.43±7.24，信息需求各维度条目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次为诊断、预后、其他、治疗；心理控制源各维度得分分别为内控22.21±3.36，有势力的他人23.32±3.32，机遇19.36±3.70，与常模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内控维度得分低于常模，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控制维度高于常模。②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一般资料中的文化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自觉症状出现时间及信息需求、健康控制源-机遇是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共解释疾病不确定感变异的45.8%。③大肠癌患者焦虑平均得分为40.18±8.87，焦虑发生率为50%；大肠癌患者疾病不确定感总分及各维度均与焦虑得分呈正相关(P<0.05)。④干预前，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疾病不确定感及各维度得分、焦虑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基线可比。干预后，试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分组效应明显，即在干预后不同时期，除不可预测维度外，试验组在疾病不确定感总分及不明确性维度、信息缺乏维度、复杂性维度及焦虑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①大肠癌患者普遍存在中等程度的疾病不确定感，应引起护士的关注；文化程度低、经济能力差、自我感知症状时间短、信息需求得分较高、健康控制源-机遇控维度得分高的患者其疾病不确定感水平亦偏高，疾病不确定感水平高者往往伴随着高水平的焦虑。提示护理人员应关注文化程度低、经济能力差、自我感知症状时间短、信息需求得分较高、健康控制源-机遇类型得分高的患者，应及时向患者提供充足且供需相匹配的信息支持，并注重引导机遇控得分较高的患者进行合理的认知重构，从而帮助患者构建合理的疾病认知框架；疾病不确定感水平高者其焦虑水平也偏高，提示护理人员应关注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较高的大肠癌患者，可尝试通过管理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来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②治疗性沟通系统有助于围手术期大肠癌患者有效控制疾病不确定感，降低焦虑水平，具备较强的临床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