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组织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员工出于为组织利益着想,在实际工作情境中会做出一些违反组织强制规则的亲社会违规行为。亲社会违规行为是一种利组织的偏差行为,由于员工在实施亲社会违规行为的过程中,为了组织的长远利益需要打破现有的组织规则,员工在工作中需要有更多的工作弹性,而个性化契约是一种雇主与员工共同协商的特殊的工作安排,因此可以为员工提供此种工作弹性。但是,以往研究大都认为个性化契约是促进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的有效工具,提高了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控制感,因而其积极影响效应的研究受到重视,然而消极影响效应的探讨却十分少见。亲社会违规行为属于工作场所偏差行为,本研究从员工与组织关系的角度,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个性化契约对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影响机制,以期从理论上丰富个性化契约的理论研究,也为我国企业个性化契约管理实践中组织及其管理者有效地降低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水平提供指导。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湖南、湖北、江苏、上海等地区370份有效数据,运用SPSS20.0软件,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中介作用、有中介的调节作用的检验,探讨个性化契约与亲社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组织化身和领导成员交换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1)个性化契约与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显著正相关;(2)个性化契约对领导成员交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领导成员交换与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显著正相关;(4)领导成员交换在个性化契约与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5)领导组织化身在个性化契约与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6)领导组织化身调节了个性化契约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对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影响的中介过程,从而表现出有中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领导成员交换在个性化契约与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受到领导组织化身的调节,领导组织化身水平越高,个性化契约与领导成员交换的关系也越强。最后,分析了本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