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来,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和经济全球化,福利国家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模式都出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内城衰落、城市治安恶化等等。而居民参与和社区自治被认为是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有效办法。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社区参与和社区发展逐渐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图以北京、苏州和成都等地七个社区的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为基础,对于中国居民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状况加以研究和分析,主要运用理性选择和社区认同的理论视角。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和住房制度的改革,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热情开始逐步加强,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随着社区服务与管理方式的变化,社区公共物品和公共利益开始在居民生活中日益凸现出来;二是住房产权改革使得居民对于社区环境和社区公共利益有了更高的权利意识;三是购买住房带来的长期居住意愿,以及更高的社区环境满意度。这些因素使得居民对于社区产生了更高的认同,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有了明显的加强。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社区功能的萎缩,制度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居民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这种制度供给不足表现在居委会的行政化、业主委员会的职能单一和社区自治组织缺乏等几个方面。制度供给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城市管理职能的膨胀,使政府在推进社区建设中不得不更多地着眼于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重建,这就导致了目前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制度的缺乏。因此当前的社区治理结构急需要进行新的调整,而这主要应该通过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变迁”来实现。本文的研究从社区这个微观层面对于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做了分析和透视,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国家、社会、市场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