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也是史书中最规范、最优秀的一部。它以纪传体的形式写出了中国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不仅内容真实可信,而且文笔出色、形象生动。目前学术界对于《史记》英译的研究很少,已有研究主要包括《史记》英译状况的概述和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研究对象主要为华兹生译本,对于倪豪士和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研究相对较少,而将倪译与杨译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此外,《史记》英译的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上,研究也大多采用定性分析。本研究以描写译学为理论视角,描写《史记》英译中的增词现象及其原因。研究选取倪豪士和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史记》为文本,从《秦始皇本纪》中选取139个句子,对比观察原文和译文,找出译文中的增词,对其进行分类,并考察各种类型增词的内在原因。研究发现,倪译本共计551个增词,杨译本共计398个增词。这些增词可以归纳为语法、语义、逻辑、修辞、文化、移情、衔接、错误、音译等九种类型。倪译本中,语法增词占比55.72%,其次为语义增词(29.04%)、文化增词(6.90%)、修辞增词(3.27%)、逻辑增词(2.72%)、衔接增词(1.27%)、错误增词(1.09%)。杨译本中,语法增词占比48.24%,其次为语义增词(33.92%)、文化增词(5.03%)、逻辑增词(4.52%)、修辞增词(4.02%)、错误增词(1.76%)、移情增词(1%)、衔接增词(1.01%)和语音增词(0.5%)。研究发现,两个译本的增词有共性也有差异。其中,语法增词的比重最大,其次为语义、文化。杨译本倾向于利用语法增词对句子进行合并,且更倾向于改写策略,而倪译本则注重保持原文的形式,并通过增词提升译文的可读性。翻译增词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汉语典籍自身的特点,例如简短精炼、语义模糊、文化内涵丰富决定了译者必须通过增词达到翻译目的。此外,汉英语言的语法结构不同,因此译者需要利用增词确保语法正确,并对逻辑、衔接进行调试以适应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史记》既是史学著作,也是文学著作,译者可通过移情、修辞等策略再现审美价值。参考资料的缺失、考证不足、理解偏差等问题则会造成译文中少量的错误增词。由于译者的翻译习惯或其他偶然因素,也会出现少量的音译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