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之下,香港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别于内地,香港在回归后仍然保持普通法的司法制度,其终审权与高度的司法独立使其成为“法治”与“自由”的象征。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作为香港地区的宪法性文件,为香港的法治建设提供重要支持。《基本法》第158条规定: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同时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法院行使《基本法》解释权。然而,由于内地与香港在法治观念与司法制度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实践中对《基本法》的解释出现了诸多问题。根据“居港权系列案件”可以看出,香港法院在解释《基本法》时存在超越权限的现象,具体表现是香港终审法院宣称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是否与《基本法》相抵触,并创设出所谓的“主要条款”。同时,该案也引发了对于《基本法》中规定的“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条款”究竟如何让界定,由谁来界定的问题。以及人大常委会能否主动解释《基本法》,特区行政长官能否提请解释《基本法》等问题的争议。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内地与香港在法治思维、解释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分析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与香港法院、香港民众对《基本法》的理解存在差异的原因。同时还应探讨如何理解《基本法》第158条关于解释权规定的问题,寻求争议的解决方式。最后,立足于之前的分析与论证,总结《基本法》解释在香港落实的机制,提出可行的建议。首先可以考虑增加人大常委会的主动释法,发挥人大常委会释法作为香港特区法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这种增加应该循序渐进,讲求方式方法,尊重香港的司法传统;其次考虑可以设立终审法院“不予提请释法决定”的公示制度,保障人大常委会在具体案件中解释《基本法》的权力得以顺利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