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熟的市场环境中,实物商品的价格确定通常会服从“按质论价”的经济规律,而作为一种虚拟的服务性产品,审计服务是否也同样服从“一分钱一分货”的市场定价规律呢?为了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许多审计学家已经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探索(Simunic,1980;Firth, 1985; Chan et al.,1993; Pong & Whittington, 1994; Simon, 1995等),在经过一系列的思辨推衍和实证分析之后,学者们普遍为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即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服务质量越高,其所收取的审计费用水平就越高。在本文中,笔者把这种高质量事务所所可能获得的超额审计报酬定义为“审计质量溢酬”,并围绕该主题展开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和探索。纵观过去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以审计质量溢酬做为研究主题的优秀论作并不在少数,但同时也发现,此类探讨审计质量与审计定价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普遍存在着以下的诸多不足:首先,学者们通常在经过简单的理论分析和思辨推衍后就得出知名事务所(如“四大”等)审计等同于高质量审计的理论假设,并进而在他们所构建的诸多审计定价计量经济模型中以事务所品牌(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笔者认为此类简单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作为审计质量溢酬实证研究中基本假设建立的理论基础和落脚点,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必须要在经过一系列科学、合理的理论论证和实证检验后方能加以确定,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增强之后所要构建的关于审计质量溢酬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可信度。若仅凭简单的思辨分析而非严格的实证检验,就轻易地得出事务所品牌(规模)代表其审计质量的假设,则建立在该理论假设之上的计量模型的可靠性必然是值得怀疑的;其次,对于高质量事务所(如通常假设的“四大”会计公司等)拥有审计溢酬的原因,学者们也往往只是从“深口袋”(deep pocket)及风险补偿理论等现有理论出发对其进行思辨性的推理和分析,但却鲜有人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或博弈模型的方式对这种现象出现的必然性进行证明,这不能不说是审计质量溢酬研究领域的重要缺憾;最后,在关于审计质量溢酬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只考虑到审计质量对审计定价所产生的单向影响,即只探讨了“四大”等知名事务所与其它事务所之间的审计收费水平是否存在着系统性差异的问题,但却几乎无人从对立的视角出发,去关注审计收费水平对审计质量选择策略所可能产生的逆向影响,从而忽略了审计质量与审计定价之间天然存在的互为因果、互相内生的复杂关系,而这种片面的做法将不可避免地使问题的研究陷入到模型错误构建的误区之中。在充分考虑过去相关研究缺陷的基础上,笔者对审计质量溢酬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更为系统的探讨。本文的研究主旨是通过构建各类理论与实证模型的方式对审计质量溢酬现象的形成机理及其在我国审计市场中的客观存在性进行全面的证明和检验。其基本研究脉络及其结论如下:第一章是全文的绪论部分。该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动机,指出了审计质量溢酬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与此同时,还对审计质量溢酬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简单的回顾等。第二章是本文的相关理论基础部分,该章主要介绍了若干与审计质量溢酬问题紧密相关的概念和理论。第三章是一个相对独立但又不可或缺的实证研究部分。在该章中,笔者选取了被审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作为事务所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单变量相关性检验以及多变量回归模型检验等一系列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国际知名会计公司与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审计质量的差异,各项研究结果皆表明,在我国,“四大”合作所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其他事务所。更进一步地,笔者还通过把盈余管理动机解构为投机性动机和传递私有信息动机的方式,在同一个回归模型中探析了不同类型事务所(代表了不同的审计质量)之所以会引致不同盈余管理水平的具体原因,即审计质量对被审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具体影响路径。实证结果表明:相比较其他事务所而言,高质量事务所(“四大”)的审计能够显著遏制管理层的投机性盈余管理行为,但却并不能显著改变当前普遍存在的管理层在信息性盈余管理方面的消极不作为现状。总而言之,高质量审计之所以能更有效的抑制被审客户的盈余管理水平,其根源就在于其所提供的审计监督力能够对管理层的投机性盈余管理行为产生负向的增量影响。必须指出,虽然本章的研究重心并未直接置于审计质量溢酬现象的形成机理及其实证检验等方面,而是回答了“四大”能否被视为高质量审计代名词等问题,但是该章研究主题的设定及其检验,对于全文组织结构的系统性以及相关实证检验结论的稳健性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通过本章的实证分析,笔者证明了事务所品牌(类型)这个获取成本较低的指标确实可以有效地衡量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由此就可为第六章的联立方程模型选定一个既科学又经济的审计质量代理变量,从而使得关于审计质量溢酬存在性的实证检验结论具备了更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在完成了理论奠基(第二章)和代理变量选择(第三章)等基础工作之后,我们正式进入到了审计质量溢酬问题的探讨之中。在第四章中,笔者从审计服务供给方(审计师)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动机出发,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数理经济模型以预测审计质量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模型推导结果表明:不同质量水平的事务所将分别具有不同的最佳定价策略,即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越高,其所要求的审计费用就越高,反之则越低。本章研究为审计质量溢酬现象的形成机理作出了初步的理论探析,同时也为第六章中审计质量溢酬的存在性假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在第五章中,笔者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审计价格信号博弈模型。通过采用精炼贝叶斯均衡(PBE)博弈分析模式对该模型进行分析之后,笔者发现:在审计师和被审客户之间就审计费用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互动博弈之后,高质量审计师与低质量审计师对审计合约的定价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并产生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亦即高质量的审计师会采取高价策略,而低质量的审计师则会采取低价策略。该博弈模型的构建,不仅充分考虑了审计供给方(审计师)的具体得益以及由此引发的定价行为决策,还把构成审计契约关系的另一个关键参与方——被审客户在审计服务交易过程中的需求方角色及其利益效用函数纳入到了所构建的博弈模型中,这有效地弥补了第四章中数理经济模型忽略审计服务供需双方之间天然的价格互动关系的重大缺陷,从而为审计质量溢酬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提供了更全面、更有力的理论支持,同时也从更深的理论层面剖析了审计质量溢酬现象发生的机理。在完成了审计质量代理变量选择(第三章)及审计质量溢酬存在合理性的理论证明(第四、五章)之后,笔者在第六章中对审计质量溢酬现象的客观存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检验过程中,笔者充分考虑到了审计质量与审计费用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内生的复杂关系,并进而构建出了一个联立方程模型(SEM),这与过去相关研究通常只建立单方程回归模型的做法是大相径庭的。在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该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后笔者发现,实证证据不仅支持审计质量会对审计费用产生正向影响的假设,而且也同样支持审计费用水平的提高有可能会对审计质量的择优选择产生积极影响的观点。这表明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交互的影响效应,两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内生因果关系。总而言之,本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审计市场中,审计质量溢酬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第七章是对本文的总结及对未来相关研究的展望。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在论证事务所品牌对于其审计服务质量的代表性时(见第三章),笔者构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盈余管理评估模型以对可操控应计(DA)进行计算;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部分最关键的创新就在于我们通过对被审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分解,在我国发现了审计质量对经营者盈余管理行为的具体影响路径,而在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检索过程中,笔者还尚未发现有类似的研究出现。二、参考Simunic et al.(2006),笔者构建了一个关于审计质量溢酬的数理经济模型,该理论建模部分的创新点就在于我们推导出了当项目处于存续状态下企业所有者于期初进行投资的先决条件,这相比较于Simunic et al.(2006)只对初创项目条件下所有者进行投资的先决条件进行探讨的做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三、将精炼贝叶斯均衡(PBE)的思想引入到审计质量溢酬问题的研究当中,并由此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审计价格信号博弈模型。通过对博弈主要参与者(审计师及被审客户)的得益函数和行为策略的分析,笔者为审计质量溢酬现象再次找到了科学的理论解释。四、在对审计质量溢酬的客观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的过程中(见第六章),笔者充分考虑了审计质量与审计费用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内生的关系,从而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更能反映经济事实的联立方程回归模型(SEM),这与过去相关研究通常只建立单方程回归模型的做法对比起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创新。除此之外,在该部分中,笔者还采用了目前国内很少使用的霍斯曼检验(Hausman Test)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获得比其他相关文献更为科学、合理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