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一词在明治维新末期出现,并掀起了一场强调实践行动、注重培育个人精神的名为“日本阳明学”的社会运动。沟口雄三从“心”的概念着手,试图还原一个在中国前近代思想演变中具有重要起点意义的阳明学。在当时的日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李卓吾先于时代而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另一种认为李卓吾看似新颖实则未跳出原有的框架。由于同岛田虔次思考“近代”的方式不同,沟口从李贽着手展开对明末清初这段思想转变的研究。他认为“人是至活”,把“欲”当作人的原动力来处理,作为人的社会性欲望,“理”开始更多地涉及如何在每个主体间调节“欲”。他通过梳理黄宗羲和东林党人士对李卓吾的批评,指出表面的对立与实质上的继承性。沟口从里甲制的瓦解出发,注意到李贽在明清哲学脉动中的重要地位。人性论的转换由明末清初开始,二元式的“本然-气质之性”开始瓦解并向气质之性的一元化转变。沟口从戴震的经典诠释出发,站在寻找近代性的立场上开展研究。戴震确立道德主体“己”的客体性并被横贯了个别多样之气的一体之仁所摄。并且天理开始被理解为社会性欲望中相互应循的条理。在“日用饮食”上,“一人”和“天下”普遍地得到满足,这才是理的目标。为了避免落入“没有中国的中国”这样的目的性概念,沟口提出“相互异别化”的方法,旨在从平等、多元的世界观出发,在以相互客体化为中介的过程中,“中国”和“日本”都能够得到不同的理解。除此以外,在文本解读中沟口注重寻找概念内在的关联方式,注重诠释者与文本之间的交互关系,从横向的概念在中日的不同诠释对比和纵向的明清哲学发展中理出概念发展的自生线索。本文将通过梳理沟口雄三关于王阳明、李卓吾到戴震的“理”观转变的分析,来探索近代性在明清哲学中的脉动。因此文章的简要脉络如下:首先文章将分析阳明学在中日研究中的不同呈现及阳明学开创的形而下之理的脉络;进而通过沟口对李卓吾的“欲”和“理”之间关系的探讨,以及黄宗羲和东林派对李卓吾实质上的继承来肯定李卓吾为近代思想转折提供的缺口;接着通过讨论戴震的“克己”解,引入社会性相关之理来补上这个缺口;最后,将详细探讨沟口雄三的研究方法和其多元主义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