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是我国集生态脆弱、环境敏感、资源重要、经济贫困、社会复杂于一体的特殊区域，其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该类地区也是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安全保障、生态环境改善以及反贫困目标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目标区域，因此煤炭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本论文以贵州省及其毕节地区为例来研究煤炭资源的欠发达地区经济运行特征以及合理发展模式。文章首先考察了煤炭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整体关系及其产生原因，然后以经济增长动力的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制度因素为主线研究了煤炭资源富集的欠发达经济的形成原因、内在机制以及发展方向。　　 首先，本文计算了研究区域(贵州省及其毕节地区)的相对土地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承载力及其超载状况，刻画了贵州省及其毕节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对煤炭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条件和经济现状进行了系统总结。　　 其次，在对煤炭开发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研究中，本文采用贵州省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我国“资源诅咒”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拓展和创新。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对我国省级层面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来证明“资源诅咒”在我国的存在性以及传导机制，但是此类研究并没有很好地控制造成经济发展滞后的非资源因素。本文则通过数据的选取，较好地避免了这一问题。通过计量分析，本文认为我国煤炭开发政策因素以及价格因素对煤炭地区经济发展的外生影响高于煤炭资源开发本身对经济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时间段煤炭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性质是不同的。本文进而分析了“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一般性问题以及在我国所具有的特殊性，认为现阶段煤炭资源开发并没有内生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政策的冲击又影响了煤炭开发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所以我们需要在规避“资源诅咒”的同时，提高资源开发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第三，在对经济增长供给因素的研究中，本文集中讨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问题，综合采用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和分解。通过对贵州省地区层面和毕节地区行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研究，本文探讨了不同类型生产效率与煤炭开发政策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效率之间显著的消长关系，说明资源开发地区扩大生产提高生产可能性边界后，由于经济对技术的消化吸收滞后，将会导致粗放开发的趋势；其次，在煤炭价格市场化之前，煤炭开发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受到前两期煤炭产量的正相关影响，而在煤炭价格市场化之后，煤炭开发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更多受到市场价格的正相关影响；再次，1998年煤炭行业的限产压库的宏观政策导致了区域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退步，这种退化趋势一直延续到2002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展而恢复)，不过这段时期的宏观政策提高了资源开发的集约化水平。通过对区域与行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分析，以及通过对各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布趋势的研究，本文对资源开发地区结构红利在宏观经济以及工业内部的存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资源产业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实现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产业主导的经济没有促成人力和资本从低效率行业向高效率行业的流动，资源经济对经济的带动效应更多体现在自身产值的增长上。　　 第四，在对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的研究中，基于对毕节地区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把握，本文甄别了其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并结合区域比较优势提出了协调产业发展的方向。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主导产业带动产业集群共同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合力，而对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来讲，其经济发展还需要遵循以循环经济为理念，以生态工业为载体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本文对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的循环经济模式和生态工业的构建进行了讨论，具体分析了相关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运行模式和支撑体系。　　 最后，对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的研究，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煤炭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基于产权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本文明确了以四种权利主体(所有权主体、矿业经营权主体、发展和环境权主体以及公共管理权主体)为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分配模式。基于资源收益的分配框架，本文系统研究了我国现行煤炭收益分配体系，从权利类型和利益主体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目前分配机制的合理与不合理的地方，并提出了改进方向。本文通过对毕节地区居民的收入构成和就业区域的分析，研究了矿区居民利益分享机制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煤炭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居民参与机制以及能源基金的管理机制等方面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