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被称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推动了产业变革和制度创新,不仅对原先的资源配置状况产生影响,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也不例外。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经济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慧交通等产业领域的转型升级;也催生了网络直播、零工经济等新业态的涌现。无论是传统产业的革新,还是新经济业态的出现,都对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带来了冲击。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至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为39.2万亿元,超过同期GDP增速6.7个百分点,未来还会进一步增长。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不断冲击着我国的税收体系,这势必要求对传统的税收制度和征管体系做出改革。只有明确存在的税收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然而,当前国内学者更多研究的是数字经济对国际税收体系的挑战,国内层面涉及的较少。因此,文章将研究焦点放置于国内,分析数字经济带来的国内税收问题,进而提出改革建议。文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文章介绍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发展概况及对数字经济课税的理论基础。数字经济一词被提出以来,引发了人们对数字经济概念的讨论,至今尚未形成定论。文章梳理了国内外已经提出的部分观点,然后给出了文章在论述过程中所采用的概念。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总结和阐述了数字经济所具有的数据依赖性、流动性、虚拟性和平台化特征,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概括。然后从税收财政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这三个核心原则出发,论述了对数字经济课税的理论依据。其次,文章探讨了数字经济对我国税收制度带来的挑战。在课税对象层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产业之间的藩篱,导致增值税的应税项目区分和个人所得税的所得归类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课税对象性质不明确,难以准确合理地划分各业务的税基;同时,数字经济下出现了新的客体或标的物,如数字货币和数据资源,引发了人们关于新标的物是否作为征税对象的讨论和研究,课税对象的范围存在争议。在纳税地点层面,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平台化的特征,使得交易场所虚拟化,突破了物理限制,使纳税地点的确定面临困难;数字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使交易范围空前扩大,企业登记注册地（或机构所在地）、生产地、消费地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引发了地区间税收利益的转移。再次,文章从税务登记、发票管理、税款征收和税务稽查四个征管流程出发,研究我国征管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在税务登记方面,由于数字经济领域呈现出“生产个人化”趋势,而自然人不是税务登记主体,影响了税务机关对自然人的税源管理;虽然《电子商务法》规定了个人办理税务登记的情形,但是仍有不明确的地方,需要细化。在发票管理方面,依托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经济活动虚拟性的特点日益突出,发票真实性不易判断,而且不开发票问题的存在也降低了“以票控税”模式的征管效果。在税款征收方面,部分个人缺乏代扣代缴单位,税务机关滥发委托代征资质,核定征收方式下应税所得率规定滞后,这些都对税款的征收入库造成了影响。在税务稽查方面,税务数据分散于各个部门,数据共享的深度和广度都有限,增加了稽查部门选案的难度,同时,数字经济下电子化交易和跨地区经营的特征,使传统税务检查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最后,文章提出了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的对策建议。在明确了数字经济存在的税收问题后,文章提出要构建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完善课税对象认定,根据目的地原则确定纳税地点;要构建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征管体系,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税收征管,深化“以数治税”。此外,还应加强数字经济下的国际税收合作,强化国家之间的征管互助,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