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历史,无论从古时到现当今,还是从中国到西方国家,对亲属之间相互容隐犯罪行为的处罚,各国或者地区都出于对亲情的顾虑或轻或重的作出了减免式规定。但是,由于政治、历史、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现行法律对亲属间的容隐行为予以了彻底的否定。亲情是人类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情感,这种感情镶嵌在我们的生命中、融合于我们的血液中,是公众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亲人面对重大困难时,大部分人的反应会是尽全力帮忙,这种无私正是出于我们无法克服的亲情。中国古代有“亲亲相隐”制度,西方国家有期待可能性理论,这种不约而同的对亲情的维护使我国现行法律对亲情的忽视遭到很多学者的怀疑。虽然我国当前法律对亲属窝藏、包庇行为的处罚较严厉,但是该法律规定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本文正是以这种落差为出发点,试图对窝藏、包庇罪的主体问题做深入的探讨。首先,评价亲属的窝藏包庇行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实质上体现了对法律与道德、法律平等原则与“亲亲相隐”原则、忠与孝以及亲情与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之间的不同的价值选择。笔者认为,其一,亲情是道德体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将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规定为一般主体有违百姓基本的道德情感要求,不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其二,对亲属的窝藏包庇行为减免处罚并不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平等的含义并不是一切事物不加区分的绝对平等,亲属的窝藏包庇行为多数源自于亲情,该行为本身就大不同于其他人实施的窝藏包庇行为,法律对此不加区分反而体现了不平等。其三,行为人犯罪,其亲属所面临的是“忠孝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作为最高利益当然不可能因为个人的亲情而被舍弃,对所有的窝藏包庇行为都应当加以责难,包括亲属的窝藏包庇行为。但是,亲情作为人类社会最基础的情感也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不严重威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法律的适当让步还是有必要的。其次,亲属窝藏应当减免处罚不仅符合人性,符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刑法的人道性、经济性理论以及期待可能性理论而且还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的到了极大的提高,人的需求从以最具本的生活需要为主上升到了以安全需要为主,而这种家庭安全需要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亲属实施窝藏、包庇行为的助推剂。同时,由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济等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人们普遍的安全感缺乏,从而使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家庭,这无疑提高了行为人犯罪其亲属实施窝藏、包庇行为的可能性。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道德问题。随着“小悦悦事件”等事件的发生,道德建设被提上了日程,法律作为与道德息息相关的制度应当为道德建设作出努力。最后,对亲属的窝藏、包庇行为应当减免处罚但是同时应当有限制条件。第一,亲属实施窝藏、包庇行为只有出于维护亲情的目的才可以减免处罚,否则会违背设置条文的初衷。第二,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对其亲属的窝藏、包庇行为不应减免处罚。因为对亲属的窝藏、包庇行为减免处罚实质上是国家利益对个人情感的一种让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限度的牺牲国家利益。第三,对特殊主体实施的窝藏、包庇行为的处理不能一刀切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如果特殊主体实施窝藏、包庇行为并没有利用其职权,那么这种行为与一般的亲属窝藏、包庇行为并没有区别,对此同样应当减免处罚。但是,如果他们的行为利用了其职权则不能减免处罚,因为这种行为比一般的亲属窝藏、包庇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