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说"的提出标志着王阳明哲学最终走向成熟,"良知学"也成为阳明心学的代名词。阳明之后,因其弟子各取性之所近对师说有不同理解,良知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同风貌,最终分化为"见在、现成派"、"归寂派"和"守成派"等。这三派之间讲习论辩、往复切磋,使阳明良知学呈现出具体而丰富的内容。其中,"见在、现成派"处于论辩的中心位置,它以浙中王龙溪和泰州王心斋、罗近溪等为代表,其学说最富活力,客观上也成为明后期最有影响力的一脉。王龙溪是浙中学派的代表学者,他参与了 "四句教"的讨论,却并未接受阳明的指点反而独倡"四无",以高超的领悟思辨建立了 "先天正心之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见在良知说"。王心斋创立了泰州学派,社会下层的生活经历使其更关注如何使良知理论切近于日用伦常的具体生活。心斋亦有很强的主体性,"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最能代表其"现成良知"的观点。有着龙溪弟子和心斋次子双重身份的王东厓,其学呈现出会通浙中与泰州之学的特点,从其学风特色正可以看出"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之间接引与过渡的关系。泰州学派的集大成者是罗近溪,他不但继承了"现成良知说",而且将泰州学派的理论水平大为拔高。近溪提出"赤子良心之学",主张破除光景、混沦顺适,追求道德本体与自然生活的紧密结合,其理论走向反映了良知学说的现成化和自然明觉化。"见在"与"现成"虽然语意相近、学理相关,但是"见在化"主要指良知的形上思辨化;"现成化"则是指良知的人伦日用化和自然明觉化。"形上思辨化"是过分注重本体与工夫理论之间的圆融顺适;而"自然明觉化"则依靠感性情欲来把握道德良知。"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的分歧在于二者在良知理论演化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同的位置。王龙溪与泰州学派的理论共同造成良知学在晚明的流弊问题,形成了王门的"见在、现成"一派。"见在"与"现成"之间既有接引和过渡的联系,又有理论意涵上的区别。在王门三派中,"见在、现成派"受到了来自"守成派"与"归寂派’"的批评。"守成派"谨守师说,既能纠偏于"见在、现成派"的轻慢工夫,又能提防"归寂派"的沉空守寂;但因为他们更注重自修实证,故而在良知纷纭的时代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以聂双江和罗念庵所代表的"归寂派",他们的学说主要是针对"见在、现成派"的流弊而发,他们与王龙溪、罗近溪等人围绕着"见在、现成良知"展开了辩论。良知学理论从超越与遍在角度的充分发展归功于"见在、现成派",但晚明阳明学的种种流弊也应该由他们来负主要责任。形上思辨化和自然明觉化即是龙溪和泰州学派在良知问题上各自所犯的错误,"见在良知"和"现成良知"也就成为王学流弊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命题了。从江右学派一直到晚明刘宗周、黄宗羲等,他们一致将批判矛头指向王龙溪和泰州学派。刘宗周所说的"玄虚"和"狂荡"之病,正是分别指"见在"和"现成"而言的。王龙溪、王心斋和罗近溪,论资质他们都是阳明后学中不世出的人物。三人之治学皆是取性之所近者,但又由于艺高胆大、恣意纵横,将儒家心性之学推向极致的同时,也将其推向了深渊,从而为自己准备了一个永远也无法澄清的官司。龙溪、心斋和近溪,深刻地为后人提出了一个如何自用其才与自御其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