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自始至终关注女性命运的剧作家，温迪·华瑟斯廷在美国当代戏剧舞台上的成就不同寻常。第一部作品《不寻常女人及其他》(1977)在外百老汇初次公演后迅即在PBS的“戏剧在美国”上映。紧接着，美国上千所高校上演了该作品。《难道不浪漫》(1981)先后在凤凰剧院和剧作家地平线演出，颇受好评。《海蒂编年史》一举摘走89年度普利策戏剧奖和托尼奖，使华瑟斯廷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同时荣获这两项殊荣的女性剧作家。九十年代初创作的《罗森韦格姊妹》(1992)在百老汇和地方剧团也大获成功，被外评论家界(OuterCriticsCircle)评为1992-93年度百老汇最佳剧目。上世纪末创作的《美国女儿》(1997)直接进军百老汇。作品针砭美国时事与政治，因其辛辣、大胆的风格在当年轰动一时。华瑟斯廷的戏剧成就为其赢得“一代人的声音”，“当代美国戏剧舞台上女性喉舌的领军人物之一”和“美国世纪之交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等众多美誉。 但是，华瑟斯廷在主流商业戏剧舞台上的成功并没有赢来批评的繁荣，相反使其批评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作品浓郁的女权主义色彩使男性评论家对其作品有些敬而远之。虽然对作品演出的评论数量不少，但学术批评寥若晨星。而在女权主义戏剧阵营内，评论家们对华瑟斯廷作品中女性人物的选择和刻画各执一词。不少坚持唯物主义或激进/文化女权主义立场的戏剧评论家对其作品多持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在她们看来，剧作家笔下的人物过于精英化、中心化，欠缺颠覆的力量，甚至有些反动。著名女权主义戏剧评论家海琳·凯瑟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评论《海蒂编年史》时，认为华瑟斯廷的作品“反映了一种‘封闭’、‘权威’、‘刻板的’的民族文化，……作品表现的世界里没有贫穷者、被边缘化者、不能言说者的空间”(125-26)。玛丽·布鲁尔甚至指责“在所有的女性剧作家中，华瑟斯廷比其他任何一位都更体现反女权主义的逆流”(58-9)。与她们尖锐、近乎詈辞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简·巴拉肯却肯定华瑟斯廷是“一个从七十年代走到今天的女权主义声音”，而盖尔·塞尔塞尔更是认为华瑟斯廷的作品体现了“女权主义的多元混合，既洋溢着自由女权主义思想也充满文化女权主义、唯物主义女权主义的睿智”。除此之外，对剧作家采用喜剧体裁讨论现代美国女性的境遇问题评论家们也各执所见。有的认为喜剧性与严肃的女性话题背道而驰，削弱了作品的力量，而有的却认为这正是华瑟斯廷作品的独到之处和颠覆力量之所在。 本文认为，主流戏剧评论界的冷落，女权主义戏剧阵营内分裂、甚至对立的批评实际上暴露了妇女解放运动面临的一个最根本、但至今仍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女性的自我和身份问题，而这恰恰是华瑟斯廷倾其一生通过作品探索并试图回答，却又被评论界所忽视的问题。在制作、创作、甚至演出都由男性主导的百老汇，华瑟斯廷无疑是一个边缘者，而她在主流戏剧舞台上的成功又让她的边缘地位变得很微妙。虽然其作品以女性为中心，体现明确的女性意识，华瑟斯廷却拥抱人文主义者的身份；而面对女权主义者的非难，她则坚持自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女权主义者。华瑟斯廷拒绝“新女性剧作家”标签，但同时又坦承其创作的女性诗学特征。剧作家在多种身份之间的游离实际上反映了剧作家本人对女性自我认识的基本观点——女性自我不应该停留在单一、刻板、一成不变的层面，否则只会作茧自缚，画地为牢。 华瑟斯廷坚持人文主义者的身份，积极响应人文主义关于人的基本认识：人是理性、自主、独立和能够承担责任的个体，不仅拥有认识和选择的能力，也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和命运。但是通过集中表现女性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华瑟斯廷的作品打破了传统的男性至上的人文主义思想传统，体现自由女权主义关于女性本质的认识。以女性为中心，在母女关系、姐妹情谊等女性文化语境内考察女性自我，同时关注女性年龄，生理变化，以及两性关系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影响，华瑟斯廷关于女性自我的观点又拒绝囿于自由女权主义抽象的女性自我观，体现了激进的文化女权主义，唯物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心理分析女权主义的女性自我观。与此同时，紧扣时代脉搏，将女性自我和身份的构建深深根植于女性个人历史和美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尤其是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的潮起潮落，华瑟斯廷关于女性自我的认识还充满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自我的怀疑、不确定和文化建构色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华瑟斯廷对自己的同代人，也就是美国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代美国女性情有独钟，华瑟斯廷关于女性自我和身份的哲学思考很大程度上基于自己那代人独特的成长经历。她们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在传统女性角色一统天下，弗洛伊德的“女性气质”大行其道的时代中渡过。上大学更多是提高自己嫁人的筹码而不是实现自我价值。有趣的是，当她们刚刚在成为“快乐的郊区家庭主妇”的梦想中完成自己的性别角色定位时，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传统的女性性别身份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快乐的郊区家庭主妇”的美梦原是一场梦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毕业在即的女大学生们将做出怎样的决定，是选择解放还是不解放?如何解放?华瑟斯廷的第一部作品《不寻常女人及其他》以其生动细腻的手法，喜剧地表现了在女性身份定义发生翻天覆地改变的情况下，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五位哈里欧克山女子学院四年级学生自我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如果说华瑟斯廷第一部作品主要刻画一群21岁女大学毕业生在乌托邦似的校园起居室里探索、试验女性的各种身份和自我发展道路，那么戏剧地表现两位年方28拥有硕士学位的女主人公如何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真刀真枪地与各种相互冲突的关于女性身份话语直接对话构成第二部作品《难道不浪漫》的中心内容。通过展示她们与母亲、恋人和同性朋友之间，甚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华瑟斯廷将女性身份问题提到现实的高度，表现了现代美国女性寻找自我并不浪漫的心路历程。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华瑟斯廷对女性自我关注的视角也发生相应变化。前两部作品中相对年轻的剧中人物在追问自我的过程中主要将目光停留在对未来的憧憬和展望上，后面两部作品《罗森韦格姊妹》和《美国女儿》多了一份对自我发展道路的反思，而占据中间位置的《海蒂编年史》则是二者兼而有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海蒂编年史》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年轻的旅程告一段落，中年的旅程即将开始。将海蒂个人的成长深植于美国时代、文化变迁，尤其是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和衰退，华瑟斯廷第三部作品着重刻画了海蒂如何在外界力量左右下既保持独立自我又在关系中实现自我的艰难历程。通过展现海蒂如何从六十年代中期一个初具女权意识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八十年代末单身领养母亲的整个过程，作品同时表现了在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初期中成人，又在运动成燎原之势中成熟的现代美国女性在寻求自我过程中所经历的惆怅和失落。 与前面作品中年轻女主人公如何在“拥有一切”或“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挣扎形成对比，进入中年的罗森韦格姊妹对女性自我的认识日渐成熟，但追寻自我的过程并没有结束。犹太族性身份与女性自我的对弈在《罗森韦格姊妹》中直接展开。三代人两重母女关系的对话进一步强调了母女关系在女性自我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具有血缘关系的姊妹之情代替了普遍意义上的姐妹情谊，成为华瑟斯廷考察女性自我的新语境。与传统西方戏剧文化中强调对抗、分裂的姊妹关系叙述模式不同，个性差异和自我发展道路的不同不但没有破坏姊妹之情，反而加深了姊妹彼此，以及姊妹自身的了解。罗森韦格姊妹不仅在姐妹伸出的双臂中找回了久违的温暖，强大的姊妹情谊中也鼓起了她们面对生活，重塑自我的信心。姊妹之情在剧中成为一道抵御传统习俗、价值观念中因为性别、种族和年龄等因素而对女性歧视的坚实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