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处于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无论晚清文化状况或诗学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转型。本文从晚清“今文学”发展和诗学演变的同构关系入手，对晚清“今文学”家诗学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力图在“今文学”价值体系对诗学蔓延、渗透、规约的过程中发掘一条晚清诗学演变一以贯之的路径，从而揭示出作为一种知识范式的“今文学”之于晚清“今文学”家诗学演变的基础性意义。　　第一章主要全面梳理了晚清从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再到具体的思想与学术层面所形成的“主变”发展趋势，并且从宏观上确立了从“今文学”视角研究晚清诗学演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一方面，清中后期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变革图强的士人心态，推动着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清中后期的文化发展状况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单维演变进程，“西学东渐”的文化趋势、文化民族主义、经世致用的文化观念等，都充斥于晚清社会文化领域，形成了晚清文化多义杂陈的发展趋势。此外，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晚清“言变”的社会发展主题还渗透到一般思想领域，一些传统学者开始质疑和反思清代正统学术思潮的代表——朴学，并且在与朴学决裂的过程中提倡侧重自我阐释的“今文学”。作为处于更高精神层面的晚清诗学，社会的转型、文化的位移、学术思潮的裂变等等，都在一定层面上构成了其演变的动因；而我们认为，对诗学影响至深的学术思想的裂变则更具有根本性。“今文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对晚清诗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不仅具有一般学术法则对诗学发展的规约性，而且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决定了晚清诗学的发展演变。从发生学上来讲，“今文学”的兴盛与晚清诗学的演变往往表现出同构对应、共振同行的关系；晚清诗学演变在诗学生态、诗学主体、诗学行为、诗学接受、诗学价值等层面都与“今文学”保持着高度的协调性与一致性。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晚清“今文学”家龚自珍、魏源的诗学思想。道光年间，诗学观念出现了严重分裂；诗学观念的盛世镜像在诸多方面仍然得以延续，但已明显受到“性灵”说等诗学观念的讥弹。面对晚清诗学观念的重建议题，“祢宋”诗学试图在传统诗学范围内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但在本质上没有越出传统诗学的藩篱。诗学观念能够真正厕身于社会现实，并且逐渐走出传统的藩篱，形成社会批判与干预的价值取向，则是晚清“今文学”家诗学理论的鲜明特征。龚自珍通过“破”面和“立”面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他的“今文学”理论体系，在整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判立场。龚自珍的“尊情”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实际上传承了其“今文学”的价值旨趣，将诗学的主体维度(人格、情感、创造等)放在批判的场域来展现，体现出诗学自身厚重的学术底蕴和较强的批判意识。当然，龚自珍的诗学处处彰显出“出入经学内外”的矛盾张力；在“悲风骤至”的晚清，这也是作为诗人的龚自珍为先觉所必须要承担的代价。魏源力主重新阐释和发挥儒家传统经典之义理，并围绕经世立场建构起了自己的“今文学”体系，将其微言大义的阐发模式作了进一步的延展与深入。魏源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延续了其以经世为中心的“今文学”学术价值体系，主张遵循传统的“言志”诗学观念，在强调诗学的社会干预功能的基础上确立了诗学观念的经世立场；但是，正如其“今文学”研究在回归传统中之于传统的突破一样，其诗学也潜在地突破了传统的囹圄，在传承传统诗学观念的过程中彰显了某些被长期压抑和掩盖的诗学审美特质。总的来说，龚、魏的诗学观念虽存在着诸多不同，但他们在几乎一致的学术底蕴下为晚清诗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新的突围路径，并且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诗学影响与时代效应。　　第三章主要考察了晚清“今文学”家王闿运的诗学思想。作为晚清复古诗学的代表，王闿运的诗学观念却没有延续晚清诗学复古倾向所固有的路径，而是于传统之中选择了尊崇汉魏六朝诗学。王闿运的此种诗学抉择是有特殊的学术背景的，保守杂采的治经原则使其在诗学领域始终没能逾越传统诗学的藩篱，而“今文学”的学术立场又使其诗学复古呈现出不与今人同语的诗学复古理路与视野。总体来看，王闿运在不分门户的经学研究中建立起了主“今文学”的学术价值体系，并且将通经致用和复古意识贯彻到了其诗学领域，即以通经为起点，进而引出对“情”的阐发，再外化为“文”的形式，形成了一条较为完善的以“治情”为核心的复古诗学体系，并且在祢宋诗风盛行的晚清进行了自张一旗的诗学实践，于“另类”中显现出独特的诗学体验和诗学理念。王闿运复古诗学体系的建构体现了具有“今文学”学术背景的诗人之于传统的专注和期望，而这也正是学术发展与诗学演变过程中所必需要面对与承担的。　　第四章主要阐述了晚清具有“今文学”学术底蕴的维新派诗人的诗学思想。“今文学”在维新运动前后再次出现了高潮，并且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今文学”运动。一方面，一部分具有“游历”背景的文人志士，如王韬、黄遵宪在接触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开始反思和怀疑通经致用的晚清“今文学”价值阐释模式，其诗学观念也在脱离传统束缚之后，于“见闻”中体现出较为开放的现世意识与进步理念。另一方面，一部分具有浓厚政治意图的文人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将怀疑的精神运用到对传统学术的改造与发挥，对“今文学”的学术研究作了进一步的衍化，形成了力主革新和世用的“今文学”价值立场。与此相适应，维新派的“今文学”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经学话语分裂与重组，形成了他们进行诗学选择、改良、建构的内在依据，也彰显出他们以传统学术逻辑为轴之于晚清诗学演变所作出的努力和探索。具体来说，就诗学精神的革新而言，维新派诗学提出了“新意境”，用以弥补传统诗学精神的失位所带来的价值真空，在中西新旧交媾的场域中来重塑新的价值立场和诗学话语，并且进行了颇富创造性的诗学尝试。就诗学形式的革新而言，维新派诗人却表现出较为“暖昧”，甚至是保守的立场；“新语句”与“旧风格”共存的困境与张力，显现出他们之于“形式”及其背后意识形态话语的看法与态度，这也似乎预示了维新派诗学的形式理念只能是一种“在路上的言说”。总的来说，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苦难和社会动乱，维新派人士选择了“今文学”的学术体系，在对“今文学”的改造与衍化中将其价值抉择及其方法论延伸到了诗学领域，建构起了世用的诗学体系。然而，维新派人士在浓厚的世用立场中将诗学的演变引向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是他们基于“今文学”衍化而进行诗学演变所必然会面对的历史境遇。　　第五章主要围绕晚清诗学演变的历史反思与诗学知识范式的嬗变进行了相关论述。“外在化”是晚清诗学演变的传统看法与定位；而我们以“今文学”切入到晚清诗学的演变，不仅在于为晚清诗学演变“外在化”的探究补上“内在化”的思考，而且力图走出经学的阴影，还原晚清诗学演变的真实面貌和历史现状。“现代性”作为晚清诗学演变的“衍生物”与“新品”，正好为我们对晚清诗学演变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历史性考察的视野与维度。然而，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与意识形态，晚清“今文学”无论如何发展与衍化，也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与之相适应，以“今文学”建构起来的诗学话语也必然会面临着严重的现实困境。尔后，随着“今文学”退出诗学的历史舞台，原先受到压抑与排挤的诗学美学话语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诗学知识范式发生了嬗变，诗学也由传统彻底走向近代。　　文本研究发现，晚清诗学无论如何演变，首先都是基于其主要知识范式的；也就是说，当“今文学”的权威和神圣光环还没有退却前，它仍旧是晚清“今文学”家诗学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