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支点，以欧盟通过东扩实现制度扩张及中东欧向欧盟制度主动趋同的进程为背景，以东扩引发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对撞为研究对象，从分析考察东扩进程对于双方政治权力制度和经济治理制度的双向冲击及正负面影响入手，系统研究了欧盟东扩引发的欧盟制度局部调整与全面改革、及中东欧新成员国国内制度的欧洲化转轨之双重进程，分析总结出东扩制度互动的规律、模式与渠道，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一种解释转型国家与超国家机构之间制度互动的实验性理论模型“锢囚锋理论”，从理论高度上对现实规律进行归纳。 本文认为：通过制度扩张实现“欧洲大一统”理念是欧盟执意东扩的驱动力量和本质意图：制度趋同是中东欧新成员国“回归欧洲”的必由之路。这决定了东扩对于中东欧新成员国是一次重新塑造国内制度、实现全面欧洲化转轨的历史契机；对于欧盟则是一次制度一体化的深化，是一次制度扩张与制度消化能力的考验，也是一次实施全面制度改革的巨大推动。只有东扩给欧盟造成的制度扩张能力挑战和给候选国造成的制度转轨压力才能打破双方原有的制度惰性和路径依赖。通过系统研究两种制度“对撞”给双方政治权力制度与经济治理制度各个子系统造成的巨大冲击力，以及双方相互调整、相互适应、相互趋同的制度变迁过程，本文分析了欧盟与新成员国因应东扩制度变革压力而实施的制度变革举措及其背后主要的驱动力量、互动手段和作用途径，进而构筑起一个实验性的理论框架，为解释欧盟东扩进程中的制度互动现象提供了某种参照系统和比照标准。 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将欧盟东扩历程划分为“主动靠拢—政府主导阶段”、“强制靠拢—议会主导阶段”和“观念靠拢—民众主导阶段”，并分析了欧盟交替使用激励政策与制约手段双管齐下推动中东欧国内制度欧洲化转轨、中东欧新成员国利用入盟契机参与欧盟未来制度重构、促成制度互动的规律及特点。东扩制度变迁历程证明：无论对欧盟既有制度还是中东欧国内制度而言，东扩都带来了巨大的制度冲击，实施制度变革都是东扩的内在需要。双方的制度差距必将导致制度摩擦加剧，引发制度互动与制度趋同进程；但东扩伊始的短期“制度失范”现象和“负面同化”效应必将在制度互动进程中得到缓解，东扩后的制度趋同与制度创新也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由量变累积至质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