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生产的比较优势可以体现在自然条件、技术条件上,也可体现在社会经济条件上。随着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我国生猪生产布局也悄然发生变化。以往的研究认为市场供求、交通、加工及贸易等社会经济因素已经超过了自然、气候等因素,成为近三十年来生猪生产布局变化的最主要约束条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生猪生产布局经历了从自然性布局向经济性布局的转变。自2000年以后,生猪养殖污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问题成为影响生猪生产布局移动的又一重要因素。根据Walter&Ugelow (1979)提出了“污染天堂假说”(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PHH),即污染密集型企业倾向于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地区向环境规制宽松的地区迁移,使后者成为“污染天堂”。鉴于中国地区间显著的环境规制差异,从环境的角度去解释生猪生产布局的变动将成为生猪布局演变规律的重要补充。生猪生产布局变化是由众多养殖场的生产决策变化引起的。生猪养殖场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必须进行污染处理等环保措施,为环境要素支付报酬；而在环境规制宽松的地区生产,养殖场可以减少环保成本。在利润的驱动下,养殖场倾向于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地区转向规制宽松的地区生产,整体来看,表现为养殖场数量和产量在环境规制严格和宽松地区呈现此降彼升的变化趋势。为满足各地区相对稳定的猪肉需求,这种变化趋势将导致地区间猪肉流通量的增加,特别是存在环境规制差异的地区。基于上述逻辑,本文从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验证环境规制在生猪生产布局变动中的作用,检验中国生猪生产布局变动中是否存在“污染天堂效应”,为生猪生产布局变化提供新的解释。同时,本文通过对江苏盐城、扬州两市养殖场的调查,从微观层面验证环境规制对养殖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2000年以后,生猪规模养殖场的数量和产量进一步表现出北升南降,中西部产量持续扩大的趋势。环保政策数量在地区间的分布与生猪生产布局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表现为环保政策多的地区生猪生产在减少,而环境规制相对较少的地区生猪生产在增加。基于改进的HOV模型分析结果,在环境规制严格的地区,大规模养殖场数量及其出栏量都会下降,而且养殖场数量下降的幅度大于出栏量下降的幅度。环境规制对中小规模养殖场数量及出栏量也有负向影响,但其程度低于大规模养殖场。这说明政策的主要作用对象是大规模养殖场。基于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结果,在环境规制因素的影响下,猪肉净流入地区呈现出明显的调入量上升趋势,净流出地区也具有调出量上升的趋势；环境规制差异对地区间的流通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实地调查的微观证据来看,巨大的成本压力是市县两级规模养殖场不愿意采取环保措施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在环境规制宽松(包括监管不足及处罚不力)的地区生产就成为他们最经济的选择。对区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作出估计和判断是合理规划生猪布局的基础。本文根据水足迹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生猪及农牧业生产的特点,估算不同产区的生猪生产水足迹及水盈余量,并将水盈余量作为衡量水资源承载力的指标。计算结果显示：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广东和云南都属于水量耗费较大的省份,相对而言,这些地区的生猪生产对水资源的压力较大。除了江苏外,南方农区的大部分省份属于水资源盈余地区,有条件扩大生猪生产规模；北方农区中,东北三省和安徽为水盈余,河北、河南和山东一直处于水赤字的状态；在仅仅考虑水资源承载力的前提下,生猪布局应从水赤字地区向水盈余地区调整。生猪生产的环境综合比较优势的计算结果表明生猪生产未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北方农区的黑龙江省和南方农区的西南各省,一些传统的生猪养殖主产区,如河南、湖南、湖北和山东等省,应该密切关注水盈余的变化情况,适当控制生猪生产规模扩大的速度。本文的研究结论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生猪生产布局的影响,“污染天堂”效应使生猪养殖转移到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地区,并促进了地区间的猪肉流通。生猪生产布局变化又对地区的水资源承载力产生影响,区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综合比较优势为生猪生产布局未来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据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1、各地区,特别是欠发达的生猪新兴产区应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制定和完善指导生猪生产的环境政策和法规,并切实加强监管；2、生猪规模养殖场不应依赖宽松的环境规制来降低环保成本,而应着眼于环保技术的革新,形成长远的比较优势；3、强调地区间的协作,发达地区通过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环境技术水平先进的生猪规模养殖场的发展,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4、各地区应结合水资源的利用现状对生猪生产布局进行调整和优化,避免出现生态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