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是文学领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一般研究者认为:儿童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中一个独立形态的门类是在“五四”时期出现(发生),晚清则被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芽”时期。但是,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具体诞生在何时以及以何为标志性作品仍有不同的解读。笔者在译介学的视野下,借鉴并比较其他国家儿童文学研究的成果,认为中国儿童文学作为文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确实在“五四”时期“确立”,但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样式却是“初步诞生”于“晚清”。　　 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与晚清外国儿童文学译介密切相关,正是在晚清翻译尤其是域外文学翻译繁盛之下,晚清时期成人逐渐萌生了鲜明的“儿童文学意识”,因之也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而标志性的作品则为1908年出现的《无猫国》,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初步诞生。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主题和观点展开,分三章从多个角度对此加以描述、分析与论证。　　 第一章首先就学界对于“儿童文学”的概念加以介绍。本章强调指出:“儿童”是一个历史建构的概念,西方“儿童的发现”也很晚。所谓“儿童的发现”,即认识到“儿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完全的个人”。(韩进,1998:43)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观得以形成和传播,这是儿童文学出现的前提条件。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一种适于他的文学便应运而生了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儿童文学终于开始发展起来。世界上一般公认丹麦文学巨匠安徒生为儿童文学的创始人。　　 清末西学译介之中也输入了域外现代儿童观。由于重视西学译介,随着西学的输入和晚清新政的展开,尤其是教育改革的次第进行,域外现代儿童观进入中国。于是晚清开始出现与传统的认识不同的现代儿童观,儿童的教育与审美需求因此受到格外的重视,这就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二章主要从晚清儿童文学译介看儿童文学意识的萌芽和发展,凸显了儿童文学译介对于儿童文学意识的催生作用。　　 20世纪前后译风大开之际,晚清社会逐渐接受了现代的儿童观,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儿童的审美需求,开始有意识译介儿童文学,并搜集、整理中国民间童话故事。他们同时开始从两个方面有意识关注“儿童的”文学(读物):一是其“文学性”,即艺术性,二是其“儿童性”,即儿童自身特点。于是以文学为内容、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特殊商品——儿童文学就出现了。这其中,译介的域外儿童文学作品占了主流。　　 晚清中国出现了一批热心倡导译介儿童文学的作家、译者、编辑和研究者,诸如梁启超、黄遵宪、林纾、孙毓修、徐念慈、包天笑、周作人等等。他们的儿童文学译介成绩巨大,自此,域外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进入中国。晚清儿童终于有幸读到与传统启蒙读物迥异的到国外著名童话故事和儿童小说。如《鲁滨孙漂流记》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大人国》与《小人国》,再如伊索寓言、格林童话,以及众多的科幻小说、教育小说和冒险小说。同时,中国翻译家、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出现。中国儿童文学正是诞生于晚清儿童文学译介热潮中,正是借鉴域外儿童文学并融合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的因素才逐渐成形。　　 不过,晚清主要是从功利的教育启蒙目的出发关注儿童文学的“儿童性”与“文学性”,对“儿童”尚未有非常深刻认识,因而儿童文学主要是作为“政治启蒙的工具”而被提倡,总体上与“政治教化”认同,其目的是培养未来的“国民”,可以简要称之为“铸造未来国民”儿童文学观。不过,就在这一主流儿童文学观下,鲜明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意识业已出现,这种儿童观以徐念慈、曾志忞、孙毓修、周作人等为代表。晚清不少教育类报刊杂志以及白话报刊都刊发有儿童文学作品与评论,中小学堂国文教材也选录了一些译介和编著的儿童文学作品,这都标志着成人鲜明的儿童文学观念逐渐形成。　　 第三章主要从儿童文学译介角度谈孙毓修编撰的《童话》丛书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章借鉴当代译介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经过多角度的辨析、比较,明确提出:主要由孙毓修编撰的《童话》丛书是晚清儿童文学的最大收获,作为《童话》丛书第一集第一编的《无猫国》为“半译半创的创作性童话”,它的出现宣告了中国儿童文学正式诞生。此后于“五四”时期,中国兴起了一股强劲的“儿童热”和“儿童文学运动”,“儿童的文学”的名称正式才得以提出并最后确立。　　 总之,晚清域外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儿童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儿童文学是在借鉴中创造、创造中借鉴,初步诞生于晚清,“五四”时期则进一步得到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并深入探讨晚清儿童文学译介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催生作用,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源头所在,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此后的儿童文学以及中国文学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