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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得到有效改善,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加,不正当性行为现象增多和有偿性献血现象的增加,使得HBV(乙型肝炎病毒)、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感染及梅毒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带来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2012年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人数及死亡人数排序中可以看到,病毒性乙肝和梅毒的发病人数排在前两名,人数分别为一百三十多万和四十多万,同时死亡数排在第一位的是艾滋病。HBV、HIV及梅毒感染的人数、流行分布及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提高对民众健康的危害应引起强烈的关注。其次,婚姻背后人员的流动性(现阶段尤其是农村女性流向城市)、性行为及生育的自然性,使得传染病源在区域及性别两大类中传播成为可能。加之2003年之后我国实行自愿婚检制度,婚检率下降到个位数,使得婚前疾病不可避免的代入到婚后的家庭中,影响婚姻的健康程度和生育质量。研究目的为了解婚检人群的艾滋病、梅毒、乙肝感染现状；探究安徽省样本市婚检者三种感染性疾病的影响因素；为制定预防家庭感染和减少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险措施提供参考依据。资料与方法资料来源于样本市某婚检中心2011年一2015年的婚检数据。针对样本市的3119对婚检人员在婚前进行的乙肝表面抗原、梅毒和HIV抗体检测。收集受检人员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城乡、区域、民族等一般人口学统计数据及检出结果。在原有数据的基础之上,应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并进一步转换数据语言。导入到SPSS17.0软件中进行数据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单因素分析及回归分析探究影响样本市婚检者检出结果的一般人口学统计特征及共感染的人口学分布情况,并尝试分析三种感染检出率的相关性,对样本市的婚检者艾滋病、梅毒、乙肝检出结果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呈现。主要结果(1)6238例婚检数据中检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353例,检出率为8.68%；检出梅毒抗体阳性80例,检出率为0.21%；检出HIV抗体阳性11例,检出率为0.11%。梅毒和HBV共感染人数为4人,HIV与其他两项无共感染情况。其中,梅毒和HBV共感染分布情况为：2011年HBV与梅毒共同感染人数为1人；2014年HBV与梅毒共同感染人数为2人；2015年HBV与梅毒共同感染人数为1人；本市户籍与非本市户籍HBV与梅毒共同感染人数均为2人；农村HBV与梅毒共同感染人数为4人。26-30岁年龄阶段HBV与梅毒共同感染人数为1人,31～35岁年龄阶段HBV与梅毒共同感染人数为3人。HBV与梅毒共同感染情况在个体户中有1人；务工人员中有3人。HBV与梅毒共同感染情况在不同教育背景中的婚检人员的分布情况：初中级以下学历2人；大学(大专)学历2人。男性婚检者共感染人数为1人；女性婚检者共感染人数为3人。(2)婚检者中HIV的检出率在2011年至2015年依次为0.2%、0.2%、0.2%、0.1%、0.2%；婚检者中HBV的检出率在2011年至2015年依次为4.6%、6.7%、5.6%、5.7%、5.8%；婚检者中梅毒感染人数在2011年至2015年依次为2.4%、1.6%、0.5%、0.6%、0.8%。卡方检验结果分析：年份、年龄、职业对HBV的检出率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区域、城乡差异对HBV的检出率没有显著影响。年份对HIV的检出率有显著影响；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区域、城乡对HIV的检出率没有显著影响。婚检年份、教育程度、城乡差异对梅毒的检出率没有显著影响；婚检年龄、职业、区域对梅毒的检出率有显著影响。(3)二分类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职业、性别、区域、文化程度与感染HIV不存在直接关系；性别与HBV的检出存在相关关系：logit(P)=-2.252-0.461*性别。说明同等条件下,男性更容易检出HBV。多因素分析结果为：年龄在26至30岁、职业为技术人员的男性婚检者HBV检出率较高；年龄在20至30岁的婚检者户籍非样本市的婚检则梅毒检出率较高；年龄、区域与梅毒检出存在相关关系：logit(P)=-5.709-0.015*年龄+1.044*区域。说明同等条件下,20至30岁之间的婚检者更容易检出梅毒,非本市婚检者更容易检出梅毒；结论与建议HIV感染者主要是样本市农村初中以下学历在年龄20至25岁之间的务工、务农婚检人员；HBV感染者主要是样本市农村高中以下学历在年龄20至30岁之间的务工务农个体婚检人员；梅毒感染者集中在样本市农村高中以下学历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的务工、务农婚检人员中；HBV与梅毒的共感染人员主要为来自农村的女性务工者。可以看出样本市艾滋病和梅毒检出检出率较低,但乙型肝炎感染率较高。婚姻带来的人员流动性、性行为及生育的必然性使得婚检在样本市的必要性更加突出。首先应该加强宣传教育,视人群特色来定实施必要的干预政策及措施；政府通过有效途径加强对婚检的干预,提高公民婚检意识,以此来防治HIV、HBV及梅毒在组建新家庭内的感染；其次,要规范婚检机构,合理婚检收费,建立专业队伍,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最后,政府应给予适当补贴,增加婚检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