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安全事故是否推动了政府的政策学习?——以包茂高速公路“8·26”特大交通事故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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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和政策扩散的重要因素,这表示政府不仅要从自身和他者的实践当中总结经验、完善政策,还意味着政府必须习得从既往事件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作为一个具备现代化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政府,需要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和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效地防控生产安全风险,打造坚强有力的公共安全体系。一个可行的路径是政府能够从既有的生产安全事故中吸取教训,进行政策学习,不断完善和改进政策,最大程度地遏制事故发生并减小其危害。本研究以一场生产安全事故作为“小切口”,窥探政策学习的“大问题”,这对于遏制我国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以及构建基于中国行政场景的政策学习路径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2012年8月26日,包茂高速公路陕西安塞段发生一起汽车追尾事故,造成36人遇难、3人受伤,被定性为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引发了中央政府层面的介入调查,并由中央一级直接对相关省份的责任官员进行严厉问责。那么,该起事故能否使得涉事省份在此后若干年内进行政策学习,严抓道路交通安全从而显著降低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呢?由于肇事双方分别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南省,本文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事故发生后,内蒙古相关政府部门随即开启了政策学习的过程——严抓道路交通运输安全,打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文章首先梳理了内蒙古有关部门在事故发生后发布的交通安全整治政策文本,提炼出其政策学习过程所呈现出的三种阶段性特征:运动式治理阶段、半制度化努力阶段以及制度化努力阶段;其次,基于合成控制法,利用2004——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人为地构造出内蒙古自治区的“反事实状态”,实证评估其政策学习的效果。
  研究发现,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政策学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经历了运动式治理、半制度化努力以及制度化努力三个阶段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后,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在2012年后的若干年内出现显著下降。因此,本研究认为此类通过生产安全事故的沉痛教训而推动的政策学习模式带有“亡羊补牢”的色彩,并不具备主动开启的动力。最后,本文认为为了实现生产安全领域乃至普遍意义上的良性政策学习,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转变政策学习模式,优化绩效考核制度,推动横向间政府学习,推进决策民主化以及打造学习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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