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学角度对丧葬礼俗的研究已经取得许多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都是就丧葬的某一方面展开,鲜有进行全面讨论者:某些重要问题,尚缺乏在全面把握各类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分析；以往研究对考古资料时代变化和地域差异的把握比较笼统,缺乏细致的考察。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更准确把握考古资料时、空框架的基础上,对东周丧葬礼俗的若干问题进行新的探讨。　　 论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等三部分。绪论回顾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指出了论文的选题意义和基本思路,并论述了论文所用资料。正文共分四章,分别涉及丧葬的四个方面。顺序大致按照丧葬过程的早晚。首先讨论的是“敛之器具”,即考古发现的敛礼的遗存,包括了唅、幎目、握等敛具和棺,在丧葬过程中形成时间最早；其次考察的是“安葬之所”(圹和椁),一般在殡期内建构；第三是“葬器”,在殡期内准备,埋葬时置入墓中；最后讨论的是“兆域”,是丧葬礼仪结束后的产物。主要观点依次总结如下:　　 唅、幎目、握是重要的敛具。春秋中期偏晚到春秋晚期,中原地区啥的比例开始衰落；东周贝唅所出墓葬等级不高,与文献记载基本符合；除了非楚人传统外,东周秦墓也基本不见玉石唅。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人面幎目只见于高等级墓葬中:春秋中期偏晚到晚期,较高等级墓葬即可见幎目,多以方形玉片连缀；春秋末年后,人面幎目再次流行,但多见于中小型墓葬。玉石握主要见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偏早流行一种束腰的管状握；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握数量较少,多呈长条形。棺的重数被认为是等级的标志,东周楚墓最多有2棺,高等级墓葬多有一重用铅锡攀钉和铜抓钉的所谓“外棺”,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葬具总数最多3重,战国中期大型墓已有5重者。中原地区西周到春秋晚期较高等级墓葬一般只有1椁2棺,葬具总数不超过3重,春秋晚期后开始出现“3棺”墓,葬具总数最多可达4重:淮水流域春秋较早时期即出现明确的2椁或3椁墓葬,葬具总数达到4层或更多。棺束多见于楚墓,含义可能是象征对尸体的一种处理。铜鱼串饰(池)多见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高等级墓葬,既是一种棺饰,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一种椁饰,它所装饰的柩车或椁都应具有宫室的性质。　　 东周墓葬的墓向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可分“北向系统”、“东向系统”和“南向系统”等三大系统。“北向系统”以姬姓周人墓葬为主,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东向系统”包括淮水流域春秋墓(周代淮夷墓)和较高等级楚墓,主要分布在海岱地区南部和南方地区；“西向系统”主要包括关中地区秦墓和中原地区的战国赵墓。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墓葬墓道的有无和数量是等级的重要标识,墓道(或主墓道)的方向基本与墓向相反”；淮水流域春秋墓和南方楚墓墓道只有一条,墓道方向与墓向相反,战国中期以后各等级楚墓均盛行墓道,墓道失去等级性。中原地区墓葬春秋中期后椁底板以横铺为主,椁室多不分室,春秋末高等级墓葬椁外开始盛行积石积炭:淮水流域春秋墓葬椁底板以纵铺为主,多有与椁室并列的“器物库”以盛放随葬品；南方楚墓椁底扳整个东周时期都以纵铺为主,椁室多有分室,椁外不流行积石积炭:东周秦墓椁底构筑方式变化情况与中原地区墓葬相同,但椁有的有所谓“头箱”以放置随葬品。椁可能象征生前所住的“寝”。　　 东周墓葬(主要是中原地区墓葬)中无法实用或新铸造的“明器”较为普遍；铸有长铭的哀成叔器和郑庄公之孙器都是供墓主迁到地下世界后继续使用的特制葬器,说明春秋时期可能存在葬前专制葬器的习俗；通过对金文、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结合考察,可知所谓“行器”多数可能具有“明器”的性质。“列鼎”是随葬用鼎的核心,中原地区、关中地区和汉水流域春秋早期多流行一套奇数“列鼎”；淮水下游地区“列鼎”数量多不固定,无明显规律,中、上游则不见“列鼎”；春秋中期后,中原地区多随葬两组或两组以上的“列鼎”；楚系墓葬至迟从春秋中晚期之际起,在上层贵族中流行随葬一组以“升”组成的“列鼎”。中原地区春秋早期盛行随葬偶数铜簋；春秋中期后其随葬仅限少数高等级墓葬；春秋晚期后失去在葬器中的核心地位。淮水流域春秋时期墓葬不见中原地区随葬的那类典型铜簋；春秋晚期偏晚后,海岱地区(包括淮水下游一带)墓葬和南方楚墓在上层贵族中开始流行方座簋,与“列鼎”相配成核心葬器组合。“敦”是东周时期海岱地区特有的器名,可分四型。其他地区存在与之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器类；年代较晚者为随葬单件为常,较晚者多以偶数出现；春秋晚期偏晚以后,在中原地区高等级墓葬中,敦取代簋成为与鼎相配的核心葬器；海岱地区墓葬和南方楚墓则在上层流行方座簋,敦只是较低等级墓葬中。葬器的等级差异往往随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呈现出不同面貌,中原地区墓葬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等级差异最有规律,春秋中晚期后高等级墓葬葬器等级差异无明显规律。东周“楚系墓葬”春秋晚期后在高等级墓葬中方座簋与升鼎的组合较有规律。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春秋晚期以来墓葬中多有随葬2敦、1盘、1匜者,墓主当即“士”一级的人物。　　 中原地区西周到春秋时期(最晚到战国早期)的王、侯兆域形态较为复杂,难以简单归入一种类型。同时期的淮水流域和吴越地区兆域则体现另外一种形态。战国中期,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出现所谓“独立陵园”,具有一定的突变性,可能是受南方因素的影响。中原地区王、侯兆域变革反映了周代丧葬礼俗的重要变化,意味着传统葬制的消亡。卿大夫兆域以晋、楚资料最为丰富,也最具代表性,从中可总结东周卿大夫兆域的若干问题。并穴“合葬”是“合葬”的最常见形式,战国中期以前各国高等级男性墓一般只允许“嫡妻”与之并穴,大致从战国中期起,开始允许其他配偶参与“合葬”。淮水流域最晚到春秋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即已出现封土,并在春秋晚期更为流行；楚墓和齐墓封土最早见于春、战之际或稍晚,可能受淮水流域和吴越地区影响；中原地区墓葬和关中秦墓至战国中期才出现封土,很可能也是外来影响的结果:封土的形制多有地域差异。墓祭”是汉人概念,指的是在墓侧设“寝”对墓主进行祭祀的行为,祭祀方式是通过在“寝”内模拟墓主生前场景以供奉其亡灵；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出现的“墓上建筑”(或“墓侧建筑”)当与“墓祭”有关；墓葬“祭祀坑”性质与“墓祭”不同,祭祀对象更可能是地祗类神灵。　　 结语对论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指出论文存在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