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长时间的限制性饮食行为不仅能直接发展成病理性饮食障碍,而且在发展形成过程中严重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因此有必要对其形成机制进行探讨。以往的研究表明,限制性饮食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同伴影响和负面身体意象是重要的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研究表明同伴影响对身体意象和饮食行为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使他们更容易对身体作出较高的负面评价,导致个体采取限制性饮食行为进行自我调节。在同伴影响中个体受影响程度可能因个体采取自我调节的应对策略有关,而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因此,在不同的应对策略条件下,同伴影响对负面身体意象的影响程度会有所不同,进而产生的限制性饮食行为水平也不同。本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即负面身体意象在同伴影响和限制性饮食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对饮食行为的影响又受到不同应对策略的调节。方法: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被试人群主要是河南省、湖北省的在校学生。收集问卷1902份,删除含有漏填、错填和异常值等无效问卷,保留有效问卷为1668,采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等,以及Hayes SPSS PROCESS进行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等。结果:(1)同伴影响与限制性饮食行为呈显著正相关;(2)同伴影响与负面身体意象呈显著正相关,负面身体意象与限制性饮食行为呈显著正相关;(3)同伴影响与应对策略(外貌修正、逃避、积极合理接受)均呈显著正相关,且三种应对策略应对策略与负面身体意象呈显著正相关;(4)负面身体意象能部分中介同伴影响和限制性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同伴影响与限制性饮食既有直接的关系,也有间接的关系;(5)应对策略中外貌修正和积极合理接受策略能够调节负面身体意象的中介效应,且调节作用均在前半阶段,对限制性饮食行为没有直接影响。(6)逃避策略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同伴影响的交互项对限制性饮食行为有直接影响。结论:本研究探明了同伴影响、负面身体意象、应对策略和限制性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提示我们针对青少年和成年人限制性饮食行为采取预防和干预措施时,要促进该群体身体自我认知的多样性认识,在同伴交往中,鼓励他们采用自我的、现实的,而不是同伴规范或社会规定的和难以实现的理想身体标准来评价自己,培养积极合理接受策略等有效策略的使用和应用能力,养成健康合理的饮食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