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心》作为夏目漱石的经典作品之一,一经发表便成为了众多文学研究者的“宠儿”,对《心》的研究至今未曾停止。小森阳一(1953-)是日本的知名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左翼知识分子。1985年小森运用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分析法”对《心》进行了解构性的重新解读,得出的“新鲜”结论在文学批评界引起热议,并在其后与以三好行雄为代表的“作品论”文学批评家就《心》的解读展开论争。小森阳一的《心》研究集中在几个方面:小森反对将《心》的下篇单独作为重点的解读方法,从叙事结构角度指出这是对文本《心》完整性的割裂;小森批判将“先生”之死美化为“父性”道德教育范本的文学解读方式,反对将“先生”的行为全然解读为“漱石”的思想;小森从称呼、人称、叙事结构等角度入手,运用文本分析法将青年“我”与“先生”进行对比,并分析“先生”遗书中的矛盾之处,对文本《心》的空白领域进行探究,认为青年“我”在“先生”死后与静共同开始了新生活。这既是小森《心》研究的新颖之处,也是围绕《心》论争的主要焦点所在:叙述者是撰写手记的“我”,还是漱石;青年“我”与夫人“共同开始新生活”的可能性。论争的实质是遵循“作家起源论”的“作家、作品论”与将文本作为封闭研究对象、将文本与现实作家割裂、注重读者阅读作用的“文本论”之间的论争。小森运用其文本分析法对《心》进行的解读,引起了学界对其“叙事结构分析法”的关注、掀起了运用以文本论为基础的文本分析法重新解读经典文学作品的潮流。小森的贡献不仅仅在文学评论界、文学理论界,他在政治方面为和平与免战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90年代中期,小森文学研究方法由“文学内部研究”向“文学外部研究”转型,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其政治介入生涯。小森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对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因对欧美列强的“不恰当模仿”造成的“自我殖民地化”与殖民主义进行了批判。小森运用“后殖民”理论、结合社会文本,探究以“开化”的明治时代作为文本背景的《心》中的殖民主义要素——“先生”能够过着不需工作也能享受中上乘质量的“高等游民”生活与日本通过对他国进行殖民侵略所积累的资本有着密切联系。“先生”的存款、公债从银行所获得利息,使他成为日本殖民的既得利益者,从侧面反应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殖民主义行为。小森将其文学研究方法应用到他的政治批判当中,通过人称等细节分析《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对日本政府与“近代天皇制”进行战争追责。他指出明治天皇在《军人敕谕》中通过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间的对话关系、及用人体器官类比自己与军士的关系,达到巩固手中军权的目的;《教育敕谕》同样通过第一、二人称间的对话关系拉近天皇与“臣民”的距离,并通过将“臣”、“民”放在平等的位置,强调皇权的唯一统治地位、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近代的天皇手握军政大权,而日本对外近代侵略战争都被冠以“文明国”对“野蛮国”开化的名义,被美化为“皇恩”的播撒,近代天皇制与日本政府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小森在明确战争责任的基础上,为避免日本再次成为可战之国,积极以“九条会”成员的身份在各地开展演说,为“护宪”积极奔走。小森早期以文本分析法对《心》的研究,主要是“封闭”在文本内部,对隐藏在文本深层的空白内容进行发掘和研究;而小森中后期从后殖民理论角度、结合社会文本对漱石及其作品的分析,则可以看作是其早期《心》研究的拓展与辐射。无论在文学研究还是政治批判方面,小森都受到了漱石的影响。文学研究方面,小森青少年时期在漱石文学作品解读中受到的“挫折”,在他心中埋下了“多角度看问题”的“种子”,形成了打破固定思维的意识。这对他多年后在文学研究的领域中,敢于打破传统作品论等文学研究方法的常规,选择用文本分析法以文本论为中心重新解读经典作品,具有深远的影响。政治批判方面,漱石对战争的厌恶、对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盲目模仿西方的批判态度,对小森起到了指引方向的作用。小森对日本政治的关心和介入,与其说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不如说是为了避免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老路,这无疑是出于对本国的热爱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这一点与漱石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