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已是司法实践中经常出见的犯罪形式,这种犯罪形式主要表现为：在主观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通谋,形成共同的受贿犯罪故意；在客观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互相分工、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受贿犯罪。因为特定关系人大多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情夫(妇)或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彼此之间犯罪具有隐蔽性,使得司法机关对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认定方面产生很大困难。同时,理论界对相关的法律规定也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进行了研究：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第一章从蒋勇和唐薇受贿的案例入手,详细阐述了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的整个案情并对当事人及其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公诉机关和法院三方的意见和看法进行了论述,并引出一些学术意见及司法实践争议；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一些相关的基本理论,包括特定关系人在法律上具体范围的界定、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的特点以及学术界对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的主体理论分析；第三章主要从特定关系人参与共同受贿犯罪主观故意、客观实行行为的认定以及该犯罪的处罚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在主观认定方面建议立法机关采用法律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四章则着重谈了个人的一些法律思考和法律建议,主要包括明确相关法律概念的含义,丰富刑法分则中受贿犯罪罪名体系并建议立法机关增设非国家工作人员斡旋受贿罪,细化和明确各类行为的性质等。笔者认为除了在法律方面研究一些打击受贿犯罪,严惩社会腐败分子的方法,同时还应当加大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用社会主义优良传统和思想去感化和教育公民,从内心深处杜绝腐败。运用法律和道德两把利剑从根本上消灭贪污贿赂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