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大规模发展,其对于金融体系,包括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等)、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体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本文深入分析了资产证券化对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体系产生的影响;其中,针对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的不足之处,本文重点研究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采用更合理的数据实证研究资产证券化对融资成本的影响。许多相关文献实证研究时采用的几乎都是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数据。然而,美国的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是由三家政府主办企业(GNMA、FHA、FHLMC)主导着。这三家政府企业的直接参与使人很难分辨出融资成本的降低究竟是政府企业的贡献还是证券化的影响;一些学者已对此提出了质疑。澳大利亚证券化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且其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是依靠私有机构而不是依靠政府机构来运营的。基此,本文构建了两个分别包含17和19个变量的回归模型,采用了澳大利亚抵押贷款市场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实证分析了资产证券化对融资成本的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本文t检验和回归的结果表明,证券化技术本身可以降低成本并使融资价格更为低廉,并暗示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应该鼓励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解答了一些学者的质疑。第二,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实证研究资产证券化对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市场的影响。专门实证研究资产证券化发展对新兴市场国家影响的文献极少。本文采用Perron的检验时间序列结构变化的计量经济方法,实证研究资产证券化对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市场结构、债务价格等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两个较早实行“布雷迪计划”的国家,在它们实施证券化发行债券后不久,债务价格数据序列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而在债务打包处理协议达成期间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显著变化。这个证据表明,不是达成布雷迪协议这个利好消息起的作用,而是实施资产证券化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同时还证实了资产证券化改变了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市场的结构,提高了债务的流动性和价格。第三、推导出一个最低资本比率模型,以替代现有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避免商业银行利用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的一个主要负面影响是使得金融监管的复杂度和难度提高,尤其是银行的风险更隐蔽,并且银行可能会追逐风险。主要原因是现有的巴塞尔资本协定在银行资本充足率方面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得银行为了“监管资本套利”而实施资产证券化。本文推导出一个最低资本比率模型,以替代现有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避免商业银行利用证券化进行“监管资本套利”,从而降低资产证券化对银行体系风险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