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之争”是自宋代以来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公案,直到近代学者提出唐、宋诗之分野,非仅朝代之别,实由风格之殊,才确立了“宋调”与“唐音”同等的地位。然而,“宋调”的形成,虽然是诗歌的发展,是宋人的开辟与创新,但这种创新和发展是在不断仿效和推崇唐诗的基础上进行的。宋人的“宗唐”必然使宋诗中传承着“唐音”。　　 从宋代诗人“宗唐”现象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掘出宋代重要的诗人或诗派是如何推崇、学习以及继承唐诗风格的:初宋三体主要是宗中、晚唐。初宋承接五代十国的宗白遗风,继续效法白居易诗歌语言浅易的风格,形式上相互唱酬。晚唐体则推崇姚合、贾岛,追求清幽意境,凸显清苦意味。而西昆体宗法李商隐诗“雕章丽句”的风格。到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时代,他们致力于对中、盛唐的学习与模仿,尤其是吸收了李白的天然雕饰的特点和对平淡诗风的追求。王安石前期咏史诗,取法李商隐史诗针对现实、有所寄托、力求翻新的特点,将史料与比兴结合起来,不囿于传统,立意新颖;在艺术风格上追求杜牧、李商隐的含蕴丰富、意境深远的境象;而后期的诗歌尤其是绝句,展现了自居易及晚唐绝句的特色,构思工巧,表现出对“唐音”的回归。盛宋时期的苏轼,是宋诗的集大成者。他的诗论及诗作表现出对李杜的推崇,诗风中具有李白的浪漫、豪放以及韦应物、柳宗元和自居易的平淡古朴。南宋中兴时期的陆游广泛师法前人,兼容并包各种风格,对王维、岑参、李白、杜甫等十分推崇。尤其是雄奇浪漫的记梦诗,颇具李白的豪放飘逸和岑参的伟丽雄阔。而晚年闲居故居时,诗风转为平淡清新,带有孟浩然的恬淡、自居易的闲适和晚唐诗人的精细。杨万里走出江西诗派的影响后,认为晚唐诗最能得《国风》、《小雅》之遗音,最有韵味,推崇、学习晚唐绝句的精工绮丽。南宋末永嘉四灵及江湖诗派更是以“唐诗”树帜,尊晚唐为尚,特别对贾岛、姚合的清空锻炼、玲珑小巧极为推崇。　　 纵观古今的研究者,多是从宋及元、明、清时期的“唐宋之争”到二十世纪初的“唐宋之分”的角度来论述“宗唐”和“崇宋”。多是将宋代诗对立或区别于唐代诗来论及宋诗的,故形成了这种长期以来的唐宋诗优劣之争和尊唐抑宋之倾向。而本文则从宋诗对唐诗的传承中探讨宋诗与唐诗的统一而非完全对立,这个论题具有较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