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交易是随着商业交易的发展和繁荣必然出现的一种商业交易形式,关联交易是企业扩张和寻求成本降低过程中创新出来的一种特殊交易形式。关联交易既解决了公司的低成本经营,又避免了公司一体化程度过高产生的规模成本问题,成为了现今上市公司普遍采取的一种交易形式。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经营的一把利器,但关联交易一旦和机会主义行为结合必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利益“挖掘器”,轻则影响正常经营管理和盈利能力,重则掏空公司,丧失生存能力。因此,要区别对待关联交易,对于正常的关联交易要鼓励为之,对于非公平的关联交易要竭力避免,有效规制。本文从规制非公平关联交易这一主题出发,总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关联交易的界定和分析。转移资源或义务说,全面概括了关联交易的内容,既包括了资源的转移又包括了义务的让渡,关联交易如同普通交易,是双方或多方之间的相互交易,此方相对于彼方必然是一方为利益,另一方为义务。关联交易的分类没有一致规定,既有法律列举式的规定,又有借鉴国外学说的自我交易与基本自我交易的分类,还有实践中按照关联交易的程度进行决定权划分的分类方式。合同法是从合同的最终效力上考量合同的有效性,公司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关联交易的效力问题,关联交易的效力最终依靠合同法进行裁量。合同的有效性与否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公平性,如果合同显失公平将导致合同具备可撤销性,合同效力必然具有了瑕疵。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机会主义行为下的非公平关联交易原因及其危害。上市公司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上市公司的控制股东、大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或者控制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制度性“缝隙”,影响公司利益而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必然寻求关联交易为其进行利益输送。非公平关联交易的目的不外乎两类,一类是个人目的,一类是机构目的或者称为公司目的。根据不同的目的,非公平关联交易有着不同的动机,在各自的动机促进与刺激之下形成。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公司都可能发生非公平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型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存在利益冲突,经营者控制型公司存在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非公平关联交易会对几乎所有的公司参与者及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主要包括对上市公司本身、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甚至证券市场都产生不利影响。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的程序性规制措施。程序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各种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要素,形式理性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必定具备理性的程序,形式理性让公众有理由相信按照公正的规则和方式得出的结论是公平的,具备说服力。程序先行是控制关联交易公允性的第一层过滤网,在关联交易公允性问题上遵循着从披露到相关主体的批准制度。其中程序性的规制主要包括四大部分,其中首要的是关联交易的披露制度,将关联交易公之于众,让整个社会监督关联交易的进行。在披露之后还需要上市公司相关主体的批准制度,其中实践是按照关联交易程度的不同进行了不同的职权划分,分别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批准。在批准的过程中,既然是关联交易就必然涉及到关联股东和董事,关联股东和董事在表决过程中遵行回避制度。最后,在全部公司内部人士审查之后还设立了公司外部人士即独立董事的审查制度,一定程度的关联交易需要由独立董事进行独立审查批准。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的实体性规制措施。法律的追求不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是希冀通过形式理性达到实体公正的目的,程宁只是通向实体的道路,有着正确的道路未必一定会出现预期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在程序先行的前提下对争议关联交易进行实体性论证,考察其公正性。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的实体性规制,主要通过由相关关联主体负担一定义务的方式从实体上规制非公平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几类：上市公司股东忠诚义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诚信义务、上市公司董事忠实义务。第五部分主要阐述了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的救济措施。救济是一切法律走向的终点,没有救济的法律只是形式光鲜的檄文,唱着响亮的口号,流于无效的程序性规定,最终无法实现保障人权的根本目的。在商业领域,法律同样应该具有救济性或者惩罚性,法律风险本身就是商业博弈的成本,冒险者必然要承受法律风险,受侵害者必然要得到公平对待,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其中主要包括两种救济措施,一是针对上市公司债权人救济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通过否认公司人格保护公司债权人,透过公司面纱追究关联人的责任。二是公司诉讼制度,通过程序瑕疵诉讼和实体内容诉讼制度,保证股东的代位诉讼,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