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波涛翻滚，奔腾不息，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通过这个转折点，人类将驶往一个更加光辉更加伟大的时代。这个转折点就是现代化浪潮的兴起。由于现代化的本性是开放的、竞争的和扩张的，因而其必然要把自己的发展推向世界各地，推向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场气势磅礴、恢宏壮阔的现代化潮流，使得东、西方的文化乃至于整个人类历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尽管东方的历史久远于西方的文明，但现代刑事法治文明率先出现在西方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拥有被公认为世界法制史上三大里程碑之一——《唐律疏议》的古老中华法系，却至今也未能踏上刑法现代化的阳光大道。 对此，有人将其归于中国没有类似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变革。如果说，启蒙就是帮助人们摆脱蒙昧、走向成熟的状态，那么，早于西方启蒙运动1000多年，先秦诸子们就已经在战国时代的中华大地上，开始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迎来了美国学者费正清大力称誉的“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这场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一样，不仅均诞生于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而且都是中西思想史尤其是刑法精神史上最激荡人心、最为富有激情因而也是最为浪漫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时期一样，不仅提出并确立了一系列对中外历史，当然包括中外刑法史的发展产生了至深至巨影响的思想和制度，而且均对东、西方民族脱离蒙昧状态，走向文明的进程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因而都无可辩驳地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这个时期和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一样，不仅是伟大人物和伟大著作迭出的时代，而且均在中西社会发展史上开创了两个崭新的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 由此可见，认为中国历史上因为没有出现过西方近代史上的启蒙运动，从而认为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刑事法治的本土资源，进而只要一提及中国刑法的现代化，就“话必称欧美，言必谈接轨”的做法，不仅是对历史的误读，而且是对中国刑法现代化建设的不负责任。 实际上，西方人文精神自20世纪以来即陷人了深刻的危机。如人们终极关怀的丧失就是一个突出的信号。所以西方学者也大声疾呼：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人类精神的丢失。当代西方人同样在为恢复和重塑人文精神而不懈努力，中国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也因此再次成为西方人关注的焦点。 但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现代刑法精神毕竟是建立在对个性意识的尊重和张扬的基础上，这种抽象的个性意识实际上就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精神。这是现代西方精神的根，也是现代刑法的魂。正是自战国时代开启的中国传统刑法思想中个体意识的贫弱和对社会整体意识的过度强调，使得自战国时代始得以确立的中国传统刑法思想中的法治基因较为匮乏，使得奠基于尊君与民本基础上的古老中华法律文明在留给我们灿烂的刑法制度传统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有悖于现代刑法文明的观念传统。所以，重构中国现代刑事法治的精神根基，不仅需要从西方传统和现代人文精神中去寻求大量可资借鉴的内容，而且需要大力发掘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可供转化的现代刑法思想“基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战国与启蒙时代的刑法思想研究刑法现代精神的塑造过程，就是“整合”中西刑法思想和“重构”当代刑事法治精神基础的过程;中国刑法现代品格的确立，既需要对中国刑法本土资源的创造性转换，也需要对中国刑法国际资源的吸纳与融合。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写作的宗旨在于:从时代精神的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的互动的角度切人，把握中西刑法精神的演进及其历史生成条件，发掘战国与启蒙时代刑法思想的异同.探寻产生这一异同的历史、文化根源，以求得对中外刑法思想史、刑法传统与刑法现代化问题的深刻体认，为我们时下正在致力进行的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探索一条新的思路，以为中华民族的法治兴盛、国家富强尽一介匹夫之责。 本文的内容即依此架构。 导论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流，精神则是其中统摄性的因素，看起来专属于刑法领域的刑法思想问题其实是文化现象，只局限于法律的领域理解不易深透，甚至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未免狭隘。有鉴于此，导论部分着重对战国与启蒙时代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变革进行了考察，以期对战国与启蒙时代刑法思想的理解能够更加深人、透彻。 第一章:以人为本与刑法人道—战国与启象时代刑法的人性基础 要做好战国时代与启蒙时期刑法人性基础的比较研究，既需要对启蒙思想家们和战国诸子百家的刑法思想及其产生形成的社会变革背景与发展走向的历史进程，有同等深度的认识和学术根底，又需要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有深思熟虑的修养。秉承这一历史研究宗旨，本章首先对人文传统、人道主义和人性基础的内涵及其精神意蕴进行了探讨，指出:人文精神是民族的、多元的，属于文化的范畴，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人文精神的民族，只存在具有不同人文精伸的民族;人道主义则以其宏大的气魄和胸怀表明.其属于文明的范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种道德情怀;而人性由于关注的是人的本性，因而不仅是人文精神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