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跨语际、跨文化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刘若愚既是古今文学的传承者,也是中西文化沟通的实践者。他运用自身深厚的中、西文化积淀,努力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不同视角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将隐含在中国批评家著作中的文学理论提取出来并形成一定的体系和框架,将中国诗学纳入世界文论系统中,建构独具特色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本文以刘若愚艰苦卓绝的用西方诗学的理论骨骼支撑和托起中国诗学的思想血肉,将中国传统诗学进行世界性转变的理论体系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跨文化对话和融合的语境出发,梳理刘若愚的学术思想基础和脉络,重新审视他的伟大尝试,探讨其跨文化诗学思想体系在现代视野中的拓展与延伸,并由后殖民语境向后现代和全球化转换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让中国诗学走出“失语症”,发出“自己”的声音,发现“自我”的价值,让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同时也为未来世界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全文包括导论、正文四章、结语,共六部分内容。导论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以及存在的疑难问题。刘若愚作为一名誉满全球的美籍华裔汉学家,他是跨文化沟通的典型代表,并形成独特的观察中国文化的视角。其理论素养扎实深厚,著述视野宽阔、立论精当,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古典诗歌、诗论和文论,以及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他从自身的文化基础出发,既不赞成把西方现代的理论、概念、评判标准和方法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地运用在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同时也不固步自封,仅仅拘泥于中国传统的诗学,而是采取审慎的考辨和严谨的比较态度,汲取中西诗学的资源并加以综合,热情洋溢地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建构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顺应世界文论研究的发展新趋势,积极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的方法论转向问题。他开创了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学术道路,他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文学理论走向国际化也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刘若愚的思想为中国当代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兴起以及深入发展指明了重要路向。其次,中国近现代文论界一直围绕着“要回到中国还是全盘西化”的问题走不出来,甚至患上了所谓的“失语症”。中国诗学走向世界势不可挡,只有把民族文学理论放置在世界文学理论的宏大背景下,在跨语际和跨文化中进行审视,民族文学理论的世界性才有可能变得澄明起来,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学理论交流与对话打造一个共享的平台。探寻刘若愚的学术之路,综合评价其贡献和存在的不足正是中国诗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和更好前行积累宝贵的经验和财富。第一章是探寻刘若愚的学术道路并对其主要著作进行简要剖析。刘若愚1926年出生于北京,其家庭是书香门第,秉承着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他的父母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文化教养,其兄弟姐妹也是勤奋好学,因而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此后走向学术研究的道路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刘若愚在国内就读的小学、中学以及大学都是选取中国当时教育理念最先进、教育模式最正规、教育程度最扎实的学校,而且由于他自小就表现出来的语言天赋使得他的英语才华极为突出,所以他在研究生第一学期就争取到去英国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在其指导教授的直接引领下走向跨文化和中西比较的研究道路,在毕业之后选择留在英国的高校教授中文,而后辗转到香港的新亚书院任教,随后又在美国的好几所高校待过,最终在美国西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找到了最佳的学术单位、事业平台和终生依托,并登上了事业发展的巅峰。追寻刘若愚所走过的路,只有在真正了解之后我们才会深刻体悟到他的学术信仰和追求。刘若愚共著有《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1969)、《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1982)和《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八部英文专著,每一本著作的构思与写成都是在岁月的辗转与磨砺中,部部都是精华,都是泣血之作,而在此处对其八部著作做简要的剖析,既是对他的尊重,也是全面展现其学术思想的需要。第二章较为系统地梳理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的中西方文化背景,以及在后殖民主义和文化认同中的冲突与抉择。刘若愚的父母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代表,而他自小就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汇通的家庭教育中汲取着养料而走向成熟。一方面,他的中国文化积淀和根基极为深厚,诗词歌赋、理论文学随手拈来；另一方面他后来一直在西方文化和学术圈中打拼,因而对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运用得较为娴熟,所有这些都是为其日后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他能够自觉运用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概念、方法等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所以他与现代西学的关系是极为深刻和密切的,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新批评和现象学。刘若愚在其研究中对“作品”、“语境”、“语言”、“语言悖论”等问题的关注是在对新批评理论的吸收与改进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而他的关于“诗是不同境界和语言的探索”这一概念中对“境界”、“创境”的讨论,存在主义中的“存在”概念对于形而上学文学理论中的“道”的并比性等问题,以及在他的思想中与现象学的某些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等等,正是其理论建构与现象学理论相得益彰之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下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刘若愚在后殖民主义和文化认同的冲突中坚守着、抉择着,他努力纠正西方学界对汉字、汉语、诗学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他凭借自身的奋斗占据欧美学术前沿,在自身不断的辛苦努力中寻找和建立文化身份,同时也争取着一份他人的认同。第三章重点阐述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实践问题。刘若愚建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这也是为他赢得身前生后极大声誉的代表作。他撰写此书主要有三个目的,即：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第二个也是直接的目的,是为研究中国文学与批评的学者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比迄今存在的更为适切的道路,以便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健全的基础。为此,他在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曾提出的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四要素说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创新,即改创为“宇宙—作家—世界—读者”双向流动的过程,并进一步将中国诗学理论分为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这六大板块,为每一种理论形式找寻中国文论的依据。这既是刘若愚为建构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尝试,因为他确实做到了“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但这也是日后他饱受其他学者批评的所在,将中国传统文论的丰富性、复杂性强塞在这个不甚完美的框架中,总是有些削足适履、强而为之。而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中对语言为中心的方法论转向也是其努力之处,他自觉的语言文字贯通达至文化贯通的意识、方法论转向的探索与创新、以及努力对其建构的诗学理论体系进行实践,既做到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也从实践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理论,都可看出他扩展和深化中国诗学的不断努力。第四章重点探讨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当代现实意义。刘若愚的综合性诗学研究之路对其他汉学家或是从事比较诗学思想研究的学者可谓影响深远,其中就包括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叶氏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扬弃了刘若愚的理论,他根源性地质疑与结合西方新旧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危机,肯定中国古典美学特质,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并通过中西文学模子的“互照互省”,试图寻求更合理的文学共同规律建立多方面的理论架构。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他对思维模式、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绝对化的色彩,还是没有走出比较文学的圈圈,因而在探寻文学作品表面之下更深层的理论方面还是稍显逊色。而比较文学必然要走向比较诗学才会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中外很多学者一致看到的地方。中国诗学研究既要拿来也要送去,只有在中西互为借鉴、互相融合、共同进步的基础上才会走得更远、更深入,因而文化认同、双向阐发的原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秉承的,也只有这样中国文论研究的“失语症”问题才会消失。中西跨文化之间的诗学或文学理论的比较,不是要求所有的部分都要达到对话的完美结局,即寻找到最好契合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求两者可能进行对话和结合的地方,进行有重点的努力,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作为今天的资源和基础,然后与新时代的诗学和文论进行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沟通,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有重点、有目标,而我们所看到的刘若愚就是这样去做的。作为一个有偏见的、执着的批评家,刘若愚也为让更多的西方学生和读者更深入地去了解和感受中国的文化精华,他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来,他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但是由于英年早逝,他毕生的努力却只是未尽的事业,今天的我们任重道远,我们要接过其手中的笔,让其思想和精髓可以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