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其终极关怀是“人”,两千年以来儒家思想的立国、立人、处事的价值观已深入人心,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不同角度成为人们行动指南。并且为了适应时代的社会情况和潮流,它对自己也不断改进。从而,儒学逐渐变成东亚文明的一个主要方面,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也是“汉语文化圈”国家的一部分。以华人移民为主的初期新加坡社会无疑也是在民间传承了其“人道主义”思想,受在中国维新革命的冲击和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启发,在本地复兴儒学。不过,进入近代期间,儒家思想则被视为中国现代化之障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时也会引述德国社会科学家韦伯(Max Weber)关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理论作为佐证。然而,自70年代末期开始,康恩(Herman Kahn)、柏格(Peter L. Berger)等西方学者又开始试图藉儒家文化的若干特征来解释东亚经济快速起飞现象,并补充(或改正)韦伯的理论。这为在面对西式社会所提出的某些质疑的新加坡政府提供了闪亮的启示。经过革命、改革和批判运动的洗礼,儒家传统在清除其过时内容以后,在新加坡现代化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显示了独有的价值,为世界所瞩目。当然,政府努力以儒家思想融入德育和德治的领域中,并不等于儒家美德就会以良好的趋势地体现在新加坡现代社会,或者达到民间化的“修己安人”的最终目标将是必然的成果。尽管如此,通过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方式多少会发现其问题所在,并为其他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现代化国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