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方解除权无法从法定解除制度的规范目的中推导得出,基于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亦难以证成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其说违约方解除权是一项制度,毋宁说其是基于针对某些疑难案例而发展出的一种解决路径。在司法实践中,违约方解除权所涉及的案例众多,但是对于多数案例的解决,均无法在学理上证明其合理性。违约方解除权的支持方认为,可以从契约自由原则、效率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合同法》第94条的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除证成违约方解除权存在的合理性。然而,惟诚实信用原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圆其说。相反,对于其他理由,在面对相反观点的批评时均无法提供充分的说服力。但是,尽管否定方提出了自身的理由,却未能为相关实践案例提供合理的解决路径。因此,对于违约方所涉及的实践案例的讨论,不仅要关注理论上的证成,而且要关注结果上的合理性。如此,才能尽快弥合实践与理论的分歧。就违约方解除权所涉及的典型案型而言,对于买卖合同案型可以通过情事变更制度加以解决。其依据不是客观基础障碍规则,而是对于主观交易基础障碍的证成。对于租赁合同,尽管可以借鉴比较法上的继续性合同的重大事由终止权来解决违约方解除权所涉及的相关案型,但是抛开语词上的差异,重大事由终止权和违约方解除权所需要的实质判断要素非常相似。因此,就案例的解决而言,应当在具体的判断要素上进一步完善,语词上的分歧则属次要。对于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因自身经营不善而解除租赁合同的情形,对于出租人而言并不存在损害产生的问题,因而固无减损义务可言。而对于“债务的标的不适宜强制履行”类推适用,显然有违类推适用解释的构成要件。就此而言,原则上不宜直接支持承租人的解除请求。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承租人须付出积极寻找次承租人的努力,以保障承租人获得原租赁合同所约定的租金。惟在出租人既不同意终止租赁合同,也不允许承租人将租赁物出租,方可基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支持承租人的解除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