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梁启超在日本面对和解读各国文明文化的过程，并进而分析梁启超重新建构和传播的新型文化。笔者注意到梁启超面对明治思潮和中国文化时，他本身就有一些很难理解和调和的地方，而在横滨编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过程，也是其寻求答案的过程。借助和依托在日本办报这一经验，梁启超试图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观。即如何为“新民”读者重新建构和传播“文化”。　　 第一章，主要讨论康有为和梁启超亡命日本时，日本媒体如何对待他们，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其中又怎么建立他们的活动据点。日本主要媒体借用明治维新描述康梁，可因为《九州日报》记者直接参与康梁的亡命，所以他们用很慎重的笔调给读者报道康梁的足迹。其实康有为和梁启超赴日之前，他们的同人已在神户创办杂志，借汉学家的协助介绍国外信息，以推动变法活动。第二章和第三章关注梁启超的编撰活动。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媒体的重视，在梁启超这里有了更为具体的表现。其中《太阳》杂志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康梁的同人何树龄在澳门编撰《知新报》时，已经跟《太阳》杂志建立联系。此后，梁启超赴日，双方的交流更为具体而紧密。第四章讨论梁启超怎么解读明治思潮，建构新民文化。梁启超向来很关注“幕末志士”。梁启超在日本面对当时明治社会充斥的武士道、日本魂，就联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武侠以及宋明遗民。梁启超将烟士披里纯、阳明学、儒学融合在一起，作为新民所需要的文化而展示。第五章的主题也与第四章有联系，讨论梁启超对死生观的关注以及梁启超与“宗教”的关系。尽管认为佛教对于群治颇有益处，但梁启超对宗教还是抱有强烈的警惕之感，所以一直不谈“无我”。虽其后借助心理学的后盾谈及“无我”问题，但梁最重视的仍是个人的信仰。同时逐渐注意到中国民间文化的存在，即梁启超认为民间信仰是无法用“宗教”概括的，这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值得关注。　　 第六章着重于梁启超对留日学生的关心。留日学生是梁启超的重要读者，梁启超不仅编辑日语课本，还在杂志上讨论留学问题，即梁启超与留日学生共有不少问题，互相给予启发。留学生创办杂志，以逐渐建立自己的言论之地。本文以各章节的探讨，展现出梁启超在日本时期，针对新民读者所进行的文化解读和建构以及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