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充足率监管是银行业监管的重要内容,而其中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一道重要屏障。随着国际经济金融业的发展,早期颁布的某些规则已经不合时宜。在此情况下,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新版巴塞尔资本协议一《巴塞尔协议Ⅲ》,针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即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提升至8.5%和10.5%。同时新的资本协议还设立了杠杆率不能低于3%的新规定。而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作为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实践的标杆,在享有政策讨论权的同时也承担率先实施《巴塞尔协议》的义务。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制定《巴塞尔协议》的巴塞尔委员会,其成员国已经由最初的十个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扩展为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27个国家或地区。其中,作为较早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国家,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其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具有极强的代表性,资本充足率监管实践对我国银行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美国、欧盟、日本三个发达国家及经济体和印度、巴西及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资本充足率监管实践的"主要国家"进行分析,并在参考国内外有关学者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研究内容与成果的同时,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在《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主要国家和中国资本充足率监管实践分别进行研究,并借鉴主要国家资本充足率监管实践经验,对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提出相关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在梳理和评述有关资本充足率监管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内容,以及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巴塞尔协议Ⅲ》下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首先阐述了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内涵。其次介绍了巴塞尔协议有关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规定及演变。其中重点分析了次贷危机中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存在的问题,引出了《巴塞尔协议Ⅲ》下资本充足率监管新要求。最后通过对主要国家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指标进行测算,分析主要国家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现状,并得出高的资本充足率却不一定代表着高的资本质量,发达国家更容易利用监管资本套利来提高资本充足率。第三章为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分析。本章首先阐述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新举措。其次,从总体、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三个不同的角度定量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状况。随后,从不良贷款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质量面临的挑战,并针对资本充足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本章选取了代表性的上市银行为样本,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2012年至2015年银行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没有进行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目的、以贷款损失准备为途径的资本管理运作。再次,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发行次级债的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资本管理的途径主要通过次级债的发行。次级债的发行对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最后,本文提出监管资本套利的存在也可以在没有降低总体风险的情况下,人为的提高资本充足率。针对这个情况,本文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根据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相关财务数据,以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为横轴,以股权占总资产的比重为纵轴进行散点图的绘制。根据图表,得出我国商业银行存在以监管资本套利来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可能,而资产规模越大的银行,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可能性也越大;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受外界的因素的影响波动较大。从而本文指出,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高指标并不代表真正有效的资本充足。第四章为主要国家完善资本充足率监管实践与经验借鉴,通过介绍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实践与经验,总结出主要国家资本充足率监管经验对中国的可借鉴性。第五章为完善与推动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和实践的建议。本章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即建立资本监管逆周期机制;进一步完善差异化监管和竞争;建立多元化资本补充渠道;加强资产证券化的全面监管来更好的完善与推动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同时也可为我国政府部门制定银行监管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两个方面,一是在本文分别分析主要国家和我国代表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并通过主要国家资本充足率监管实践经验得出对中国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可借鉴性,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弥补了已有研究中多侧重以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进行研究的缺陷。二是本文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使研究内容更加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