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是北宋著名医药学家唐慎微编撰的一部六十余万字的中药学巨著。该书初稿约撰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于宋哲宗元祐五年至八年(1090—1093年)间刊行。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艾晟校刊《证类本草》,改名《经史证类备急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得到了宋徽宗的重视,他命人重新校订后,于政和六年(1116年)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取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证类本草》是《本草纲目》出现之前最重要的本草学著作,它几乎涵盖了宋代以前本草学文献的主要内容,开创了多项宋代本草学之最。《证类本草》记载了1742种药物的性味、功效、主治,并征引了200余种文献,是宋代收录药物种类及征引文献数量最多的本草学著作。《证类本草》续补了采自前人文献中的医方3000余首,使药物的用途、用法一目了然,切合临床实用,从而使“以方证药”成为了本草学著作的重要撰写体例。《证类本草》征引的文献不但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更为我们考察宋代学术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在概述《证类本草》之前的本草学史的基础上,探讨《证类本草》编撰的历史背景、主要传本及编撰体例,研究《证类本草》与宋代方剂学、宋代经学、宋代道教、宋代史学、宋代文学等学术文化的内在联系,进而讨论《证类本草》的价值及其揭示的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这将有助于深化宋代医药史、文化史的研究,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宋代医药学繁荣与隐患的认识。《证类本草》作为一本整体性的本草学巨著,对于本草药物具有集注的意义,起到了本草集解的作用。虽然唐慎微征引文献,未加辨析,但从他征引的文献种类、数量中依然可以发现他没有明言的思想。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以下创新：第一,对《证类本草》墨盖子后唐慎微续补的文献按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归类,并对《证类本草》征引的宋代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第二,研究了《证类本草》与北宋方剂学专著《太平圣惠方》的关系,通过对《证类本草》征引的《太平圣惠方》与今传本《太平圣惠方》的文献比对,探讨《证类本草》征引北宋方剂学文献的价值。第三,研究了《证类本草》与北宋训诂学专著《尔雅疏》的关系,从“《证类本草》征引《尔雅疏》”,“《尔雅疏》征引本草文献”“《证类木草》与《尔雅疏》万证”三个方面探讨《证类木草》名物训诂与北宋训诂学的互动关系。第四,研究了宋代道教专著《丹房镜源》与《证类本草》的渊源关系,逐条分析了《丹房镜源》抄录《证类本草》的情况,探讨了《证类本草》对《丹房镜源》成书的影响。第五,研究了南宋史学著作《通志·昆虫草木略》与《证类本草》的渊源关系,并从《证类本草》的视角探讨《通志·昆虫草木略》的价值与谬误。第六,研究了《证类本草》征引小说的文献价值、失考之处以及其中揭示的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第七,研究了从《证类本草》到《本草纲目》的沿革关系,利用国内现存最早的《证类本草》两大传本对《本草纲目》的谬误进行了全新的考证。《证类本草》具有如下明显的学术特点。第一,博物性。《证类本草》征引不同学科的文献来佐证药物,展现了宋代学术的交叉性和包容性。第二,创新性。《证类本草》在本草学上“以方证药”、“以小说证药”等诸多创新,反映了宋代学术寻求新变的崭新格局。第三,规范性。《证类本草》对征引的历代主要本草学著作,一律注明出处,使得《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等重要的本草学著作得以基本保存。《证类本草》在广泛征引诸种学科文献的同时,未加辨析,一些夸张失实、幻想性质的文献夹杂其中,这反映出宋代本草学的科学性尚存在不足。对此,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客观评价。总体来看,《证类本草》集中了北宋中期以前一千余年的本草学积累,是传统医药学的宝贵遗产,对中国当下的中医药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