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是公共行政与公共服务的微观主体，官僚行为模式的选择是公共行政与公共服务制度设计的前提。本论文首先以人类行为的两个基本模式——“经济人”和“社会人”为基础，把公共行政学现有官僚行为模式归纳为“经济人”官僚模式和“社会人”官僚模式。“经济人”官僚模式是以自利为核心，把官僚视为自利最大化者；“社会人”官僚模式是以角色为核心，把官僚视为角色服从者，遵循角色规范和社会价值。这两种官僚行为模式均以工具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采取“单一自我”和“单一动机”的视角，忽视了现实中官僚自我的多重性和行为动机的混合性。　　 对于“单一自我”观的偏狭，许多学者，譬如艾尔斯特、埃兹奥尼和马格里斯等人在先哲思想的基础上，从自我的多重性出发，提出了“多重自我”观。以此为基础，本论文提出并着重探讨了第三种官僚行为模式，即“多重自我”官僚模式。“多重自我”官僚既有“经济人”属性，又有“社会人”属性，具有混合动机和多元利益。“多重自我”官僚的利益包括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近十几年来兴起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为官僚公益精神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本论文继而把“多重自我”官僚的利益简化为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在不可还原性条件下，“多重自我”官僚的行为是寻求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平衡。基于双重效用模型，本论文以多元利益间的公平分配作为“多重自我”官僚决策的心理基础，深入分析了官僚利益平衡点的形成和移动，以及相关影响因素。　　 与“经济人”官僚模式和“社会人”官僚模式相比较，“多重自我”官僚模式在研究视角上从“单一自我”转变为“多重自我”，从“单一动机”转变为“混合动机”，强调符合经验现实。这三种官僚行为模式对于公共服务的提供具有不同的制度建构意义。以“经济人”官僚模式为基础，公共服务强调市场竞争；以“社会人”官僚模式为基础，公共服务侧重建立科层制来直接生产；以“多重自我”官僚模式为基础，公共服务提供的关键在于针对混合动机进行有效激励，个人利益保障和参与合作是其中两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