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书籍自产生以来便是记载、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是人们行使言论、出版自由的媒介之一。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由于言论、出版与社会和国家间的张力,公共权力机关很早就已经开始对言论、书籍进行管控。因文字犯禁而被统治者罗织成罪,就成了文字狱。文字狱因文字罪人进而打击知识分子、禁毁书籍,成为封建社会统治者惯用的进行言论控制的手段。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案件的发生。其中,清代被公认为我国文字狱发展的顶峰,而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在位时期。这让笔者对于清前期的文字狱及由此产生的言论控制产生了好奇:为何清前期是整个清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最为高发的时期?统治者是如何通过大规模的文字狱达到言论控制的效果?这种控制的效果如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带着这样的好奇,笔者进行了本文的研究。在第一章,笔者主要分朝代分析梳理了清前期文字狱的基本概况。笔者依据《清代文字狱档》、《掌故丛编》等,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整理出版的相关宫中档雍正朝、乾隆朝奏折等珍贵史料,耙梳了案件的主要当事人、发生时间、官方认定的罪名以及处理结果。通过对史料的掌握,发现清前期的文字狱在四朝经历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发生、发展、高潮、结束的过程。四朝文网渐密,罪名种类繁多,针对的对象在身份和地域上也逐步扩大。第二章,笔者主要分析清前期依据文字狱实行言论控制的必然与偶然。依据《南明史略》、《清代文字狱史料汇编》等资料,笔者将论述清军入关后面临的民族矛盾和舆论危机,以及反清复明运动和遗民思潮对新政权的威胁。此外,满清统治者面对复杂的国内形势选择理学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这些都在客观上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进行言论控制提供了条件。而入关之后的志得意满与面对先进中原文化的落差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满清统治者自卑又自负的文化心理,这种自理既促使了帝王学习、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也让统治者存在深深的忌惮心理,对于言论的控制很容易矫枉过正,造成文字狱频发。第三章笔者将探索《大清律例》中适用于文字狱案件的相关罪名并探寻文字狱案件完整的审理程序。此外还将探寻国家行政力量是如何对文字狱案件进行干涉和推动的。通过这样的研究,以期对清前期的言论控制的手段有更完整的认识。第四章笔者将笔者梳理文字狱案件的对象,通过对文字狱案件中的禁书、禁言、禁报、禁戏等内容的分析,探寻文字狱是如何深入与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禁书针对的主要是士人,上至官员下至生员都可能成为文字狱的打击对象。而禁言、禁报、禁戏将文字狱的打击氛围进一步扩大,造成整个社会沉重恐慌的文化氛围。文字狱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士人和市民的文化生活做了尽可能多的限制。但清代文字狱以文字罪人的绝不止于此,或是一帖,或是一碑,都有可能成为文字狱打击的对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然苛刻的言论控制最终还是没能没有维持“康乾盛世”的繁荣。第五章笔者将对清前期以文字狱案为基础的言论控制的效果进行分析。康雍乾三位帝王对于文字狱不断继承和发展,以及康乾盛世的繁荣,足以说明在文字狱对于当时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以文字狱为代表的言论控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罗织文网的形式打击了反清复明和政治异己,维护理学正统思想和集权政治,通过文字狱达到的言论控制对维护满清统治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控制带来了更加间接的、隐秘的、长久的效果,不仅制造压抑的文化环境,压抑了士人,摧残社会文化,更深远的是桎梏了国家与民族发展的生机,不利于资本主义的萌芽阻碍了中国自主近代化之路,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埋下了祸根。文字狱作为清前期重要的言论控制手段,既是异族入主中原和封建专制空前强化结合产生的必然结果,也有帝王文化水平和特殊心理的偶然性。这种言论控制不是统治者兴之所至通过文字罪人的普通冤案,而是被国家法律承认,却远远超出法律范围的空前浩劫,所带来的影响超出了当时统治者的控制,不仅改变了清前期的社会、政治言论环境,对清代中后期乃至近代中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