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风景园林开始出现在英国这片土地上,并逐渐发展走向成熟。英国风景园林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规则性和不对称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和崇尚自然的中国园林有相似之处。随着英国风景园以及中国园林崇拜热浪的盛行,许多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本篇论文择取了从十八世纪初期至十八世纪末期的五位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园林元素及其审美影响。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本文认为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和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可以被视为里程碑式的存在。王致诚寄回法国的信件《北京附近中国皇帝园林特记》(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s Gardens near Pekin,1743)经约瑟夫·斯宾塞(Joseph Spence,1699-1768)翻译成英文版发行后,便风靡英国。信件里面详细描述了圆明园的自然设计和宏伟壮丽。十八世纪末,英国派出第一支使团出使中国。这支代表团中的三位主要成员记录下来的经历弥足珍贵。约翰·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出版了《中国游记》(Travels in China,1804),乔治·斯汤顿(George Staunton,1737-1801)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1797),这两本书均有部分描写来源于乔治·马戛尔尼的日记。书中描写了圆明园和承德山庄的园林景色,同时提到了英国使团对于中国园林与英国风景园林相似与相异的态度。从中国园艺被英国园艺吸收的过程情况分析,本文认为先后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初始阶段,英国风景园模仿了中国园林的部分设计和分布。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1628-1699)在自己的文章“论伊壁鸠鲁的园林”(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1685)中将不规则之美总结为一个单词“sharawadgi”。十八世纪末,著名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完成了一篇巨作——《忽必烈汗》(Kubla Khan,1797),在充分吸收中国园艺之美的基础上,与西方美学思想相结合,丰富了“崇高之美”的概念。本文最后聚焦审美影响,指出从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作品来看,中国园艺对英国当时的审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和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均撰写了文章和诗歌来表达对于自然的向往和追求。艾迪生在自己创办的杂志《旁观者》(Spectator)上接连发表了题名为“论想象的愉悦”的一系列文章(Nos 411-421)来表达自己对于园艺自然主义的追求。1713年,蒲柏首先在《卫报》(Guardian)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拥护回归自然的理念,随后在诗歌《温莎森林》Windsor Forest(1713)中将回归自然、崇尚自然之美的情愫融入到文学作品。十八世纪英国文坛涌现出了柯勒律治、艾迪生和蒲柏等文人学士。本篇论文认为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大量的中国园林元素,在传播中国园林美学思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得益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功能,中国园林设计和中国园林美学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推动着英国风景园的出现和成熟。在中国园林传入西方并影响西方造园艺术的过程中,文学作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