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充裕、低廉的劳动力资源,通过低端要素禀赋的外贸发展模式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这一发展模式是国际贸易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也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是一把双刃剑,随着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时代结束,“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蔡昉,2010）,工资上升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这不仅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削弱了出口企业的价格优势,使我国的出口贸易面临巨大挑战。那么,工资上升将对我国企业出口的“质”和“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面对工资持续上升的态势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措施?在工资持续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如何应对比较优势变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如何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贸易强国?这是当前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深入研究工资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希望对于理性应对工资上升,探索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之路提供新的思路。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和丰富:第一,建立双重研究视角。已有针对工资和出口关联的文献多从单一视角探讨工资对出口的“质”或出口的“量”的影响,缺乏全面考察工资上升对出口的“质”和“量”影响的研究,且未能建立出口的“质”与出口的“量”间的关联。本文尝试建立起出口的“质”和“量”双重视角,以及工资、出口的“质”和出口的“量”之间的三角关系,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和逻辑演绎方法探讨工资对出口的具体影响,及出口的“质”对出口的“量”的影响。第二,拓展已有理论框架,建立工资对企业出口影响的理论模型。现有文献对工资和企业出口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实证经验研究,本文借鉴Melitz（2003）和Gervais（2015）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以考察工资上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本文所做的拓展主要是将工资纳入成本函数中,并将边际成本函数中的工资、生产率与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企业出口通过生产者均衡的条件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内。构建理论模型推导工资上升对企业出口的“质”和出口的“量”的影响,该分析框架的建立拓展了一般性的理论模型,也丰富和深化了工资与出口领域的相关研究。第三,突破多数研究对工资与企业出口质量间的线性关系和直接关联的认知,从理论和实证上佐证工资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非线性影响和间接效应的观点。部分既有研究直接探讨了工资上升与出口之间的关系,但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并且对于该线性关系是正向还是负向的结论存在争议。本研究将工资因素纳入已有企业异质性模型中,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共同验证了工资对企业出口质量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从企业所属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差异、企业所在地区差异、企业性质差异等方面进行了细化研究。第四,将工资与企业出口关系的研究前向延伸至要素价格上升的动因,从政策性与非政策因素两个方面探讨工资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已有文献对工资与企业出口关系的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未明确区分最低工资标准与工资的差异。本研究从已有研究的分歧点出发,将工资上升原因区分为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影响下的政策性工资上升与其他非政策性原因的工资上升两种类型,并通过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两种类型的工资上升对企业出口的不同影响。第五,深化对工资和企业出口间影响机制的认知。从理论框架而言,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和逻辑演绎得出工资将通过效率效应和质量效应对出口的“质”和“量”产生间接影响;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而言,在实证分析中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对制造业企业整体层面的总样本和不同类型企业层面的分样本分别进行检验,以更微观更立体的角度剖析工资对企业出口的效率效应和质量效应,并突破以往研究中不同影响路径割裂的做法,将效率效应和质量效应两条影响机制纳入同一个模型,从而使出口的“质”和“量”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研究内容而言,尝试将全要素生产率为中介的效率效应进一步分解为要素替代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效率工资效应、优胜劣汰效应,并从计量角度进行验证,突破了以往研究仅从理论层面探讨影响机制的路径或者仅从实证层面验证单个效应的局限性,使工资和企业出口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能更好的相互印证。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剖析当前工资上升会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生什么影响。研究框架分为三大块:首先,研究了工资与企业出口的“质”之间的关系;其次,考察了工资与企业出口的“量”之间的关系;最后,进一步对工资和企业出口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工资对企业出口的“质”的影响结果表明:其一,工资与企业出口质量间呈U型关系,工资上升短期会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但从中长期角度来看会对企业出口质量产生正向影响。虽然工资在上升的初期会对企业出口质量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但实证结果也表明工资对企业出口质量总体上还是表现为正相关,也就是说我国目前应该是处在U型区间的后半段。其二,工资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的U型关系仅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中存在,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工资是线性正向作用于企业出口质量的;该U型关系在东部地区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工资均对出口质量具有线性促进作用,不存在“U”型非线性影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工资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而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劳动能力成本上升会直接促进企业出口质量水平的提高。其三,造成工资上升的诱发因素不同会影响其与企业出口质量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政策性因素导致的工资上升会抑制出口质量提升,而非政策性因素导致的工资上升对出口质量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第二,工资对企业出口的“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其一,我国制造业企业在面临工资上升的压力之下,更倾向于选择做出出口参与的决策,并通过提高出口规模增加出口销售额,以缓解工资上升造成的直接成本压力。其二,工资上升对企业出口参与的促进作用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明显,对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明显;工资对企业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的影响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最为明显,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最小;工资上升对企业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最强,对外资企业影响相对较弱,工资上升甚至会对国有企业的出口参与产生负向影响。其三,从工资上升的因素角度分析,非政策性因素推动下的工资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规模,政策性因素下的工资上升对出口规模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三,工资与企业出口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其一,工资上升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进而对企业出口的“质”产生影响,即效率效应,具体指的是工资上升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又会对企业出口质量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发现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质”的中介效应是存在差异的。其二,工资上升也会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进而对企业出口的“量”产生影响,但工资与出口的“量”之间的效率效应与出口的“质”不同,工资上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抑制企业出口的“量”,即全要素生产率在工资上升和企业出口的“量”之间发挥了遮掩效应,分样本检验也证实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出口的“量”的遮掩效应是存在差异的。其三,效率效应的前向传导路径可以细分为要素替代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效率工资效应、优胜劣汰效应四条不同的影响路径,上述效应都会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对企业出口产生影响。其四,工资与企业出口的“量”之间不仅存在效率效应,工资还会通过质量效应对出口的“量”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工资与企业出口的“量”之间的质量效应是和效率效应相伴而生的,随着企业出口质量水平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工资和企业出口的“量”之间的遮掩效应逐渐减弱,由此出口的“质”对出口的“量”发挥了积极影响,证明了质量门槛效应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