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主体的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在推动社会生产和服务生活实际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被誉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我国职业教育规模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发展中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世界职业教育丛林中占据绝对地位。然而,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体量大而不强、产教合而不深、人才培养数量有了但是质量不高”的问题为人们所诟病。因此,需要逐步促进行业企业融入办学全过程,释放职业教育发展活力,建立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机制,全面推行政、校、企等协同育人,力求突破“办学体制机制不畅”的困境。为此,本研究选取职业教育领域公私合作关系作为研究突破口,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思辨与调研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剖析。本研究选择公共选择理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和博弈论作为微观分析工具,分别从“理念”、“关系”、“治理”三个视角观照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制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性质的办学主体对办学资源的匹配与竞争,并做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结论:第一,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制的历史演变体现出规律性的特征。以行会领导下的学徒制为类型表征的中世纪职业教育并不存在所谓的“公”与“私”概念,更难以论及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制,但是中世纪职业教育的基本定位、运行机制和利益追求三个方面更多地体现出“公共性”的特征。伴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民族国家纷纷形成,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代表国家的职业教育建立了“温和派”、“激进派”、“理性派”不同的模式。该时期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制强调“公”的因素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与之对应,职业教育的举办力量中出现了“私”的因素。在新自由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下,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到多元主体以多样化模式向前推进的时期,主要表现为:以公私合作的方式供给职业教育;以多元经费模式助力职业教育;以共同治理的方式变革职业教育。第二,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制因国情与历史传统的因素体现出差异性的特征。历经多年的培育与发展,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制已经不是个别国家的专属,而是转变为全球诸多国家的一种现象,然而,在不同的国情与发展历史的影响下,每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制呈现出特定的表征。欧陆职业教育公私合作模式主要表现为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办学和私立院校得到公共资助;北美职业教育公私合作模式主要表现为助力私立院校的建立和推动院校办学经费多元化;日本为代表的东亚职业教育公私合作模式主要表现为私立短期大学的公共性提升和国立短期大学的法人化推进。具体到国家层面来看,德国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制主要表现为政府助力职业院校与企业深度融合的“双元制”合作模式;美国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推动职业院校院校与地方社会紧密融合的社区学院合作模式;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制主要表现为政府鼓励职业院校与境内外外市场全面融合的TAFE合作模式。对于我国而言,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制不仅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还有不同性质资本构成的混合所有制办学形式,也涵括了中外不同体制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办学模式。不同时期的探索和不同模式的构建均是我国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制的创新表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职业教育公共角色理论发展体现出拓展性的特征。职业教育的产品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多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公私合作模式充分表明不同性质办学主体将供给职业教育实现公共价值作为根本目的。破解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实现共同利益,关键在于有效搭建政府、市场与职业院校的三角关系,使得各主体间的“张力”有效。在当下复杂的环境下反思职业教育的性质与目的有助于制定出合理化、系统化的治理策略和出台切实有效的职业教育政策。职业教育产品属性认知的出发点应该是以尊重基本权利为基础,承认并鼓励支持知识体系与环境的多样性存在。本研究从政策层面对职业教育公私合作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应该优化引导调控能力;完善经费分配机制;落实监管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