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生于湖南湘潭,早年跟随经学大师王闿运研究经学,学习帝王之术,后来留学日本,学习西方宪政制度,成为了清末民初一名君主立宪思想的积极倡导者。杨度立宪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学“帝王之术”、传统经学关系密切。本文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将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其原因大致分化为三个时期进行研究。早年,杨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重点学习“帝王之学”,受地理因素和其老师王闿运传统封建观念的影响,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法律观以“君主一统”为中心,这一时期是奠定其思想理论根基的最初形成期。留学日本以后,杨度开始接触“西学”,又受到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启发,同时在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人士的交往过程中,对西方制度有了深刻的认识,逐渐成为立宪主义的倡导者。但是,他却站在“君主立宪”立场。这一时期标志着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杨度在为五大臣撰稿各国宪政考察报告之后,创办《中国新报》,发表《金铁主义说》,归国开展立宪活动,发表《君宪救国论》,组织“筹安会”,不遗余力地奔走宣传他的君主立宪思想,同时积极参与清政府晚期的预备立宪活动,而后还全力辅佐袁世凯登上“君主”之位。随着其“君主立宪”思想屡屡受挫,逐渐倾向于“暴力革命”模式的君主立宪。国内外固有矛盾的升级导致政局大变,杨度虽然已归隐佛山少有闻世事,但是为遵循诺言,再次出山加入了国民党协助孙中山先生积极开展革命手段的立宪运动。随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促使杨度重新开始认识符合我国新历史背景条件下的法律政治制度,这一时期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金铁主义”及“国会改造”。所谓“金铁主义”,即是从建立负责任的政府入手,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能与资本主义列强角逐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所谓“国会改造”,即成立政党,大兴舆论,以政党之力促成召开国会,凭借国会建立负责任的政府,以达到最后的君主立宪。这两个方面是杨度君主立宪的重要意旨和构想。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是深刻的。他不仅把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引进中国,唤起了对皇权与民权的关注,而且对君主立宪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同时,在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之下来阐述君主立宪的基本价值使得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有所不同。但是,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最终破产说明了其暗含有历史局限性因素。一方面原因在于晚清政府的无能和各路政客、军阀的私欲;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杨度本人对君主制的过分信赖和对精英主义的盲目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