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李贽所批“容与堂本”为逻辑起点，从史的角度将“容与堂本”作者李贽与“贯华堂本”作者金圣叹批点《水浒》时表现的差异予以揭示，明确李贽作为思想家所作的文学批评工作更多的是一种针对腐败政府的社会学外在式的评点；金圣叹作为小说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批评工作更多的是一种针对文本本身的艺术性内在式的评点。二者区别的根源在于李贽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员，他所作的评论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意见的表达；金圣叹处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之际，作为底层知识分子本应为自己所属的阶级服务，但出于求稳定的心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化等原因，他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本应属于同一阶级的集体起义者，在政治上倒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因而显得较为保守，(从而显示出金圣叹在主观精神思想方面将自己归属为封建文人与在客观物质财富方面他却属于无产阶级状况的悖离。)与此同时，他在艺术上又表现出极强的激进姿态，通过对“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等概念的阐发，把小说与历史各自内涵作了在他那个时代达到的较为明确的界定，从而构建成自己小说批评理论的基础，自觉且饱含激情地进入自己的艺术批评论域。在这一论域中他明确地将人物塑造与情节构造列为最重要的论述对象。对于前者，他总结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三个人物塑造方法理论：“格物”、“忠恕”、与“因缘生法”。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对人物特征进行了充分的发掘，指出各自入妙的人物特征形成的原因等较为深入、成熟的看法。对于后者，他在确认了情节构造从属并服务于人物塑造的原则之后，从宏观—“部法”与“章法”和微观—“句法”、“字法”两个方面观照了《水浒传》全文构造逻辑与细节处理方式，准确地把握并清晰地论述了几个关键问题，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与理论。 当然，由于批评对象《水浒传》文本固有的特点，即世代累积型创作而成的列传体特征和迁移吸纳诗文批评理论时的套用方式以及自己保守的哲学与政治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他的批评理论仍然不免带有机械的乃至于落后的成份，然而就总体上来说，他的批评理论达到了那个时代小说批评理论的最高点并对后来者如张竹坡、毛宗岗乃至脂砚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