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指为官行政应具备的德行。本文第一章介绍明朝政府层面的官德教育:首节探讨明朝皇帝通过颁布御制文献进行官德教育的方式。文献中,皇帝以“君师兼任”的面貌亲自对臣属进行官德教育。与前朝相比,明代的御制官德教育文献不仅数量众多、针对性极强且传播范围广泛,展现出了明朝统治者远超前代的严密控制臣民的意愿;第二节以地方名宦祠为例探讨政府的官德激励措施。与颁布御制官德教育文献相比,推举地方名宦入祀是政府一项更为持久而稳定的官德激励方式。不管是对“仕于斯”的现任官员,还是“生于斯”的地方士人都发挥着礼幽劝明的官德教化作用;第三节主要探讨宦官的官德教育。因宦官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明朝政府特设专门的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其教习多由翰林词臣担任。士大夫的宦官官德教育热情随明中后期政局的变化而日益高涨,出现了专为宦官编撰的,以儒家官德思想为核心的劝诫类文献。这种“以儒化宦”实践的背后,既寄托了明代士人欲通过贤宦“作养君德”的政治理想,也有试图与官德卓绝的宦官开展政治合作,进而补益于政治的现实考量。第二章介绍的是社会层面的官德教育,其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学校的官德教育。一方面,学校以儒家、律法、劝诫类典籍作为官德教育文本,由教官进行讲授。另一方面,也通过教官本人的模范作用、学生衣着以及学校环境等教本外的潜在课程进行官德的熏陶;第二,家族的官德教育。在明代宗族“民众化”、“组织化”、“政治化”的新趋势下,官德教育渐成为家庭、宗族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政府旌表、封赠等激励性制度的运行中,地方家族通过家人言传身教以及家训、族规的熏陶、警示等官德教育方式,与中央始终保持着“官德教育-旌扬褒奖”的互动关系;第三,官箴书。在地方治理难度升级的背景下,官箴书成为了明中后期地方官、胥吏、幕僚等地方行政人员的必备读物。不仅其种类、数量迅猛增长,内容也发生了更为务实的转变,展现出了明中后期官箴书作者的“经世”观念。第三章介绍的是官员的官德自修。官员的官德自修一方面是对儒家德治理想“格君”、“风化”的追寻,希冀通过提升自己的官德境界完成儒家官员的终极使命。另一方面,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修己官德更可以抵制诱惑、规避仕途风险、解决错综复杂政务。同时,也有官员通过自修官德邀名取誉,以此谋取政治利益。官德的自修方式多样:其中,“自录”、“书壁”、“书门”是将官德意涵彰显于日常生活中,通过营造官德自修空间使官员在平日里能够时刻受到规劝、警示;晚明的《当官功过格》则是以“因果报应”为核心理念,杂糅儒、释、道三家思想,通过对官员日常行政举措进行儒家官德标准的功过评价,辅以清晰可见的量化计算,使官员能够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在“以德获福”或是“因恶致灾”的立场上得到激励或警示。总的来说,明代官德教育通过政府、社会、官员群体多个层面联动开展,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官德涵育体系。在官员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始终会受到官德教育的熏陶,官德的基础要义构成了其生活世界的文化底色,使其在道德感的驱使下能够时刻自我约束,进而在为官行政中展现出身为儒家官员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