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全球现有140多个国家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实施补贴政策。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飞速发展离不开目前实施的以补贴政策为核心,多种规制手段相配套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促进政策体系。但部分曾经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如补贴方式应该如何选择,补贴效率低下等)也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规模的扩大而逐渐突显。基于此,本文依据博弈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的相关模型,从可再生能源对传统能源替代的视角,以可再生能源的直接补贴方式为重点对各类补贴政策的外部适用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对政策的内部不足的优化提出了建议,以下是本文所得的主要结论:首先,依照社会现实,本文定义了一个包含传统能源负外部性的广义社会福利函数,在以广义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政府目标导向的情况下,无论社会经济参数如何变化,混合补贴都能带来最高的广义社会福利水平。然而当环境的负外部性系数较小时,也就是说政府对于环保工作极为重视时,混合补贴虽然能够提高可再生能源企业的产出水平,却也会带来相对于其他两种补贴方式较高的能源产品价格。而政府目标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且传统能源企业生产所造成的污染较小时,混合补贴是一种最好的补贴方式,此时在混合补贴方式下,不仅可再生能源企业有更高的生产水平,这种补贴方式所能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也相对较高。当传统能源的负外部性系数较高的时候,在采用混合补贴方式之下尽管有相较于其他两种单一补贴方式有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然而可再生能源企业的生产水平却较低。其次,只有当项目投资期达到一定长度时,政府才有动机给予企业一次性补贴,而且补贴额与项目投资期长度成正相关。一般来说,水利投资的投资周期长,初期投资高,短期内无法收回成本。因此,政府有必要对投资期限较长的项目进行补贴。而政府无需补贴投资期较短的项目,因为企业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取资金,这样有利于政府资源更有效的利用。而当企业内部收益率小于政府的内部收益率时,政府应该在投资期末给予补贴,反之则应该在投资期初给予补贴。再次,在完全信息市场下,较高成本的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最优产量大于成本较低的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最优产量,相应的成本提高将会导致一个更高的市场价格,而政府给予企业的最优补贴也随着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而提高。而在不完全信息的市场之下,政府由于无法甄别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成本信息,无法针对性的给出补贴,只能给出一个有关其成本高低的概率的补贴,此时给出的补贴随着可再生能源企业成本较高的概率增长而增长,并且其最优补贴介于完全信息下针对成本高低不同给出的最优补贴之间。另外,当政府针对不同成本的可再生能源企业给出补贴的差额超过了其成本之差时,企业将会有谎报成本从而骗取政府补贴的情形,这势必会引起社会最优状态的变化,也影响政府无法有针对性的给予企业补贴。最后,政府要促进绿色信贷的发展,应当在不同的市场利率下采取不同的绿色利率政策,减少其他因素对绿色信贷的负面影响,促进绿色信贷的健康发展。无论政府目标是生产者剩余最大化还是绿色GDP最大化,对可再生能源企业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利率有利于扩大可再生能源企业的生产规模,而且当政府考虑传统能源企业的负外部性时,由于传统能源对环境的破坏因素存在,所以相比生产者剩余导向的政府能够给可再生能源企业提供更大规模的生产资金。而且传统能源的负外部性越大,传统能源在资本分配市场所占的份额越小。而且本文同时考虑了碳税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加大对传统能源企业的碳税征收力度也能够达到扩大可再生能源产业资本占有量的目的,而且可再生能源企业的资本占有量与碳税的征收额呈正相关。